1930年12月29日，北平，顺承王府。
马上就过年了。离元旦还有两天，离春节也不远了。王府里里外外挂上了红灯笼，门框上贴了新对联，院子里的几棵老松树上缠了红绸子，风一吹飘飘悠悠的，像几条不肯冬眠的红蛇。下人们进进出出，端茶的、送水的、搬年货的、贴窗花的，忙得脚不沾地。大灶上炖着肉，香味从后院飘过来，飘得满院子都是，连门口站岗的卫兵都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张学良没在正堂，在偏厅。
偏厅不大，但暖和。地龙烧得旺，热气从脚底板往上蹿，蹿得人懒洋洋的，只想坐着不想站着，只想躺着不想坐着。一张八仙桌摆在屋子中央，桌上铺着绿绒布，四把椅子各占一方。麻将牌码得整整齐齐，骰子在桌面上滚来滚去，哗啦哗啦的，像一群不安分的蚂蚱。
张学良坐在主位上，嘴里叼着一根烟卷，烟雾从嘴角飘出来，在头顶散开，像一朵小小的云。他今天穿了一件藏青色的长袍，外面罩着貂皮马甲，脚上蹬着千层底布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整个人从上到下透着一股子“老子今天不办公”的悠闲。
他对面坐着于学忠，左边是万福麟，右边是王树常。三个人都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肩章上的星星晃得人眼晕。于学忠是湖北人，但长得像东北大汉，膀大腰圆，往那一坐像一座铁塔。万福麟是吉林人，瘦高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但打起仗来比谁都狠。王树常是辽宁人，中等身材，不爱说话，打麻将也不爱说话，摸牌打牌都不吭声，跟个闷葫芦似的，手气却出奇的好，已经连胡了三把。
“八万。”于学忠打出一张牌，力道不小，牌在桌面上滑了一下，撞到牌墙才停住。
“碰！”万福麟把牌一推，从牌墙上摸了两张，又打出一张，“九筒。”
张学良看了一眼自己的牌，又看了一眼万福麟打出的九筒，嘴角撇了一下，没要。他伸手去摸牌，手指在牌背上摩挲了一下，像是在跟那张牌商量——你是好牌还是赖牌？摸回来一看，是一张白板，没用。他把白板扔出去，顺手弹了弹烟灰。
“总司令，您这手气可不咋地啊。”于学忠笑着调侃了一句，脸上的褶子挤成了一朵老菊花。
张学良翻了个白眼，嘴里含混地嘟囔了一句：“手气不好赖牌，牌不好赖桌子，桌子不好赖椅子。反正不是我的问题。”
万福麟哈哈大笑，笑得眼镜都快从鼻梁上滑下去了。王树常没笑，嘴角动了一下，算是配合。
气氛正好，牌局正酣，于学忠刚摸了一张好牌，眼睛都亮了，正准备胡——门忽然被推开了。
不是敲，是推。力道不大，但很急。门板撞在墙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像有人朝屋里扔了一个雪球。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门口，于学忠手里的那张好牌还没来得及摊开，就捏在了手里，捏得指节发白。
幕僚长站在门口。
他没有穿军装，套着黑呢大衣，大衣上沾着雪沫子，还没来得及化。他的脸色不好看——不是生病，是那种“我有坏消息但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不好看。嘴唇抿成一条线，眉头皱成一个川字，整张脸皱成了一个“完了”的形状。他手里攥着一份文件，攥得指节发白，文件的边角都被汗水浸湿了，皱巴巴的，像从水里捞出来的。
屋子里欢快的气氛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嗤”地一下灭了。
于学忠把那张好牌放下了，没胡成。万福麟的笑容僵在脸上，眼镜从鼻梁上滑下来半寸，他没推回去。王树常终于抬起头看了幕僚长一眼，那双平时不爱看人的眼睛里，多了一丝不安。
张学良把烟卷从嘴里拿下来，在手边的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在缸底拧了一下，又拧了一下。他靠在椅背里，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看着幕僚长，目光不怒不威，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那潭死水底下，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说。”
一个字，轻飘飘的，但落在地上重得像一块铁。
幕僚长走了进来，步子不快不慢，但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深一脚浅一脚的。他走到八仙桌旁边，站定，没有坐。他扫了一眼桌上的麻将牌，看了一眼于学忠手里那张还没来得及打出去的牌，然后收回目光，翻开手里的文件，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往地上钉钉子。
“总司令，老家出大事了。”
张学良的表情没有变化。他的手指在桌沿上慢慢地敲了一下，嗒。
幕僚长深吸一口气，把那份文件举到胸前，念了起来。
“根据最新的情报，截至昨天，十二月二十八日，东北人口外流——约二十万人。”
偏厅里安静了。
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在走，嘀嗒嘀嗒，一下一下的，像一把看不见的刀在切时间。安静得能听见院子里下人们搬年货的脚步声，远远的，轻轻的，像隔了一层棉花。安静得能听见麻将牌上的釉面在灯光下反射出的细碎的光——没有声音，但每个人都能感觉到那种光在闪，像一只只冷冰冰的眼睛。
于学忠的嘴张着，没有合上。二十万人，不是两千，不是两万，是二十万。一个整编集团军的人数，从东北跑了。
万福麟的眼镜终于从鼻梁上滑了下来，挂在鼻尖上，他没有推回去，就那么挂着，像一只停在脸上的蜻蜓。
王树常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不自觉地画着圈，一圈，两圈，三圈。
张学良没有看幕僚长，他看着桌上那堆麻将牌。码得整整齐齐，每一张都正面朝下，看不见花色。他伸手摸了一张，翻开，是一张红中。他把红中放在桌上，用食指按着，转了一圈，然后抬起头，看着幕僚长。
“详细说一下。”
幕僚长翻开文件的下一页，声音低了几分，但语速快了起来。
“外流的人口，几乎都是祖籍山东。开始的时候，是在日本工厂、日本控股的矿山里干活的劳工。他们回山东，我们最初以为是回家过年。每年这时候都有人回去，过了年再回来，正常。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那些在东北有自己的产业、有铺面、有耕地、有房产的人，也开始变卖家产了。不是一家两家，是大面积抛售。哈尔滨、长春、沈阳、吉林、大连，到处都在卖。价格跌得离谱，一间原本值五百大洋的铺面，现在开价三百都没人要。”
张学良的眉头皱了一下。
幕僚长继续说：“那些变卖的产业，几经流转，一多半被日本人买走了。价格压得很低，几乎是白捡。日本人的商社、会社、银行，趁火打劫，低价收购。一间铺子，龙国人不要，日本人要；一块地，龙国人不敢买，日本人敢买。”
“为什么？”张学良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幕僚长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声音又低了几分。
“因为他们经常被小鬼子欺负。尤其是靠近日本人聚居区的地方。日本浪人当街杀人，强买强卖，违法乱纪——这些几乎就是日常了。”
屋子里没有人说话。
幕僚长把文件翻到下一页：“近期，鬼子的行为变本加厉。很多人都受够了。尤其是有产业的人，不想再忍了。而且——山东没有小鬼子。冯诺把鬼子赶走了。所以，他们要回山东。”
张学良的手指在桌沿上又敲了一下，嗒。
“已经成为趋势了吗？”
幕僚长看着他，那目光里有坦诚，也有无奈。
“是。已经成为趋势了。而且——现在刚刚是萌芽期，预计在明年二月，会达到高峰。”
张学良靠在椅背里，椅子的弹簧发出一声惨烈的嘎吱声。他闭上眼睛，沉默了片刻。脑子里数字在飞——二十万，萌芽期，二月份高峰。东北两千九百万人口，其中山东籍的，七百万人。
他睁开眼，声音沙哑：“东北两千九百万人口，山东籍的有七百万人。这七百万人要是全回了山东，东北还剩什么？”
幕僚长没有接话。
张学良的目光钉在他脸上，带着一种“我不信”的倔强：“山东吃得下那么多人吗？”
幕僚长看着他，沉默了片刻。他在心里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翻来覆去地掂量了好几遍，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笃定。
“未必吃不下。”
张学良的眼睛眯了一下。墙上的挂钟还在走，嘀嗒嘀嗒。院子里的红灯笼在风中摇晃，绸子飘来飘去。
偏厅里安静得能听见雪落在窗纸上的声音。
幕僚长再次开口，声音比刚才更低了几分，像是在说一件他不太想说、但不说不行的事。
“冯诺正在山东大搞基建。修路、修港口、修机场、修国防工事、修工厂厂房。这些活，都需要人。大量的、不要命的、肯吃苦的人。从东北回去的那些山东人，在鬼子的工厂和矿山里干了多少年？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罪没受过？他们回去，就是现成的劳动力。不用培训，不用适应，直接就能上手。冯诺那边的工厂还没投产，但基建已经铺开了，正缺人手。这批人回去，正好填上。”
他顿了一下，翻过一页，手指在纸面上划了一下。
“而且——现在走的，基本上都是苦哈哈。在工厂里干活的、在矿山里卖命的、在码头上扛包的。这些人没什么产业，说走就走，一张车票的事。但是——过段时间，走的就是小老板了。开饭馆的、开杂货铺的、开茶馆的、开旅店的。这些人有产业，变卖需要时间。等他们卖完了，就该走了。小老板走了，接下来就是地主。地主走了，就是工厂主。一层一层，从上往下，从下往上，从中间往两边——全都在走。”
张学良的手指停了。
幕僚长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像是在跟张学良一个人说悄悄话，但偏厅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些人要是都走了，东北的税收可就垮了。小老板交营业税，地主交田赋，工厂主交工商税。他们走了，谁来交？日本人？日本人买了他们的铺子、买了他们的地、买了他们的工厂，日本人会交税吗？他们不交。他们不但不交，他们还要从东北往外搬东西。煤、铁、粮、木材——全往日本运。运走了，就不回来了。”
幕僚长说到“日本人”三个字的时候，偏厅里的空气忽然变冷了。
不是温度降了，是人变了。
张学良的眼睛瞪大了。不是那种“稍微瞪大一点”的瞪大，是那种“眼珠子差点从眼眶里蹦出来”的瞪大。他的瞳孔里映着桌上那盏油灯的火苗，火苗在跳，他的瞳孔也在跳。
于学忠端着的茶杯停在了半空中，杯口离嘴唇不到一寸，但那一寸，他死活送不到。他的手指在抖，茶汤在杯里晃，晃出一道道细小的涟漪，像是有人在杯子底下轻轻敲着摩斯电码。万福麟的眼镜从鼻梁上滑了下来，这次他没有去推，就那么挂着，两只眼睛从镜片上方露出来，瞪得像铜铃。王树常终于不画圈了，他的手平放在桌面上，五指张开，像一只趴在冰面上的壁虎，一动不动，但你能感觉到那只壁虎的心脏在狂跳。
幕僚长没有看他们。他的目光一直钉在张学良脸上，像是在给一个病人下诊断书，每一个字都要让对方听清楚、听懂、听进去。
“那些店铺、产业，一大半都被鬼子买走了。”
张学良的瞳孔又缩了一下。从“瞪大”到“收缩”，只用了不到一秒钟。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在翻涌，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一种“我早就知道但我不愿意面对”的苦涩。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像是在嚼一颗没剥壳的花生，嚼不烂，咽不下，吐不出来。
最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子铁锈味。
“你说，那些店铺，产业最后一大半都被鬼子买走了。”
这不是问句，是确认句。他知道了，他听懂了，他不想相信，但他不得不信。
幕僚长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幅度不大，但很沉重，像是脖子上挂了一块铁。
“没错。小鬼子正在大量囤积。他们在用白菜价收购龙国人的产业，一间铺子、一块地、一座工厂——只要肯卖，他们就敢买。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买了之后，就再也不会吐出来了。”
他的声音又低了几分，低到像是在说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现在从东北回山东的火车票已经买不到了。不是卖完了，是根本买不到。票贩子把票价翻了四倍，还是有人抢着买。一张从沈阳到烟台的硬座票，平时两块六，现在卖十块。十块大洋，够在乡下买半亩好地了。但还是有人买。为什么？因为再不买，就回不去了。”
张学良的眼睛眯了一下。不是那种“我在思考”的眯，是那种“我已经想好了”的眯。眯成一条缝，缝里透出的光不是亮光，是刀光。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次他没有推椅子，椅子自己往后滑了半尺，四条腿在地板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嘎吱声，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在惨叫。他双手撑在桌沿上，身体前倾，青筋暴起，太阳穴上的血管突突地跳。
“封锁边境。”
四个字，每个字都像是用锤子砸出来的。
“禁止抛售资产。从今天起，所有龙国人的产业，一律不准卖给日本人。谁卖，抓谁。谁敢买，也抓。工商局、税务局、警察局、宪兵队——全部给我动起来。谁敢在这时候发国难财，老子毙了他。”
幕僚长站在原地，没有动，没有说话，甚至在思考什么。他在想——封锁边境，命令好下，执行起来呢？南满铁路沿线全是日本兵，你封锁边境，关东军能答应？禁止抛售资产，日本人收购铺子，不是从龙国人手里买的吗？不卖给你，你抢怎么办？人家有枪。这些道理，幕僚长懂，张学良也懂。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现在是要表态的时候。是要让在场的人都知道——总司令急了，总司令怒了，总司令要动手了。
至于能不能做到，那是后面的事。
于学忠放下茶杯，站了起来。万福麟推了推眼镜，站了起来。王树常把手从桌面上抬起来，站了起来。三个人站成一排，朝张学良立正敬礼。
“是！”
一声齐吼，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张学良没有看他们。他的目光穿过窗户，穿过院子里的红灯笼，穿过北平灰蒙蒙的天空，落在东北的方向。那里有他的老家，有他的爹留给他的基业，有七百万正在打包行李的山东人，有数以万计正在变卖家产的小老板、地主、工厂主。还有日本人——正在用白菜价收购一切的日本人。
窗外的风更大了，呜呜的，像有人在哭。红灯笼被吹得东倒西歪，绸子飘来飘去，像一串串被吓飞了的红鸟。
那些红鸟飞啊飞，飞向南方。飞过山海关，飞过天津，飞过济南，飞到山东，飞到栖霞，飞到那个躺在摇椅上、腿上趴着猫、嘴里嚼着饼干的年轻军阀身边。
落地的时候，变成了一张张船票，一张张车票，一封封家信。
“哥，回山东吧。这儿没有鬼子。”
鹧鸪天·年关
红绸乱舞雪打灯，偏厅牌局正酣横。
一声“老家出大事”，二十万人已南征。
牙咬碎，眼通红，七百万众去留争。
鬼子抄底白菜价，封边禁售令匆匆。
于学忠，杯停半空；万福麟，镜挂鼻中。
王树常，手停画圈；总司令，拍案喝令——
“从今谁敢卖祖业，老子先毙后报功！”
窗外寒风撕旧帜，红灯笼，东倒西歪像逃兵。
火车票，涨四倍，买不到，挤不上，月台人海似潮涌。
不是东北不留人，是那浪人刀太冷。
不是老乡不念旧，是那祖宗坟朝南。
雪埋黑土三千里，不如烟台一张船票轻。
年关难过年年过，今年过了，明年——
要么回关内，要么，把鬼子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