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从来没有这么挤过。
从天字码头到靖海门，从城南的濠畔街到城北的观音山脚下，到处都是人。他们蹲在骑楼的廊柱下、靠在城墙根上、挤在寺庙的台阶边。铺盖卷摊在地上，竹筐和包袱堆在脚边。
有人用几根树枝撑起一块破布当棚子，有人在墙角用几块砖搭了个灶，灶上架着一口豁了口的铁锅，锅里煮着不知道从哪捡来的菜叶和米糠。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烧柴的烟味和人群拥挤后散不出的汗味。
这些人是被亓官记的移民告示引来的。过去一年里，从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甚至更远的北方，不断有人听到消息——安南、缅甸那边有地种、有房住、有耕牛分，干活有工钱，孩子能上学。
消息沿着官道和驿道一站一站地传，越传越远，越传越具体。那些在老家活不下去的人卖掉祖产、典当薄田、收拾包袱，带着妻儿老小一路南下，到了广州和福建沿海，准备搭上亓官记的船出海。
可等他们到了，看到的却是港口外停着的水师哨船，码头边的告示上写着“严禁私船出海”，还有那些以前发放路条的粥棚，早就拆得干干净净。
没有人告诉他们为什么不能走了，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该往哪里去。他们只知道自己卖了房子、卖了地、卖了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换来的银子在路上花了大半，到了广州之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起初几天，还有人靠着随身带的干粮撑一撑。干粮吃完了，就开始靠借钱度日。借不到钱的，就去找活干。
可广州城里的活计也不够——码头上卸货的活早就被本地人占了，拉车的、挑担的、做小买卖的，每一条街巷里都挤满了人，谁也没有多余的钱雇人。
那些找不到活干的，开始在城门口和市集附近讨饭。讨不到饭的，就开始偷。偷不着的，就抢。先是抢粥棚里剩下的米汤，然后是抢铺面门口摆的菜摊，再然后是抢路人的干粮袋。
城中几家米铺最先关了门。米铺的伙计把门板合上，用木杠顶住，从门缝里看外面那些挤在门口的人群。有人拍门，有人骂，有人蹲在台阶上不走。
米铺的掌柜躲在柜台后面拨算盘，算盘珠子越拨越急，最后停下来，对着门口喊了一声：“米卖完了，明天再来！”
门外的人群不信，继续拍门。掌柜让伙计从后门溜出去，找巡街的差役来赶人。差役来了两个，站在门口看了一眼，没敢动，转身走了。
城里的寺庙和善堂开始施粥。施粥点设在城隍庙前的空地上，几口大锅支起来，粥是稀的，米粒能数出来。但人太多了，排队的人从庙门口一直排到巷口，拐了两个弯还看不到尾。
粥棚的人手不够，粥勺抡得再快也赶不上人流的速度。有人排了半天队，轮到自己的时候锅里已经空了。他站在锅边不肯走，后面的人推他，他回过头来骂了一句，后面的人把他往旁边挤。
粥棚的管事赶紧喊人过来拉架，勉强把队伍重新排好，但粥已经没了。
广州知府衙门里灯火通明。知府坐在签押房里，面前摊着几份急报——从南海县、番禺县、香山县送来的，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辖区内涌入大量流民，人数仍在增加，地方存粮不足，治安案件频发，请求府衙调拨赈济粮。
知府看完后把几份急报叠在一起，放在桌角，让师爷去查府库的存粮。师爷翻了账册后回来禀报：府库存粮只够城中常驻人口两个月的用量，若再算上这些流民，最多撑半个月。
知府问能不能从附近州县调粮，师爷说附近州县自己也缺粮，就算调来了，路上也要几天。知府沉默了一阵，拿起笔写了一份公文，派人送去两广总督府，请求总督大人定夺。
两广总督吴文华在肇庆接到广州知府的急报后，当天夜里就坐船赶回了广州。他到了广州之后没有进府衙，直接去了天字码头的巡检司，站在码头上看了一阵那些挤在岸边的人群。
他问巡检司的官员现在广州城里的流民大概有多少人。官员说已经超过八千，还在增加。吴文华又问城里的米价涨了多少。官员说比两个月前涨了两成半，有些铺面已经开始限购。
吴文华没有再问，上了轿子回了广东布政司府，连夜把广东布政使、按察使和广州知府叫来议事。
几个人在后堂里坐了一圈，讨论到天亮，没有得出一个可行的方案。调粮要银子，府库没有；开粥棚要粮食，粮食不够；强行驱逐流民回原籍，那些人的房子和地都已经卖了，回去也是无家可归。
散会之后，吴文华一个人坐在后堂里。窗外的天色已经亮了，晨光从窗缝里漏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道浅浅的白线。
他把那份急报又看了一遍，然后拿起笔，写了一封给北京的奏折。写了几行，又停下来，把笔搁回砚台上。他想起几个月前那份关于海禁的圣旨。圣旨下来的时候，他没有反对，也没有提出别的建议。如今这些流民堵在广州城门口，他们不是叛贼，也不是盗匪，只是那些听了亓官记移民消息、卖了祖产南下求活路的百姓。海禁断了他们的出路，可这道圣旨是他接的，也是他执行的。
他把奏折重新拿起来，继续往下写。写了半页，又停住了。他放下笔，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外面的天已经大亮了。
远处的城墙上有人在换岗，城门外的人群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像一片闷雷在很远的地方滚动。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到桌前，把奏折写完，封好，叫来传令兵送往北京。
然后他叫来师爷，吩咐了一件事——打开府库，在城中增设粥棚，先撑三天。师爷犹豫了一下，问府库的存粮撑不了三天。吴文华说撑几天算几天，先把最急的压下去。
粥棚在当天下午重新开张了。几口大锅架在城隍庙前，米粥比上次稠了一些，排队的人比上次更多。队伍从庙门口一直排到巷尾，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插队。排在前面的人端着碗蹲在路边喝粥，喝完了把碗还给粥棚的伙计，转身朝城外走去，在城墙根下找个角落坐下来，等着下一顿。
排在后面的人踮着脚往前看，确认粥还够不够。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挤在队伍中段，她的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她一只手托着孩子，一只手攥着一只豁了边的粗碗，碗底还残留着上一顿粥的痕迹。她随着队伍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每挪一步就看一眼前面那口冒着热气的大锅。
几天后，广州城里的粥棚从三处增加到七处，福建的泉州和漳州也陆续在城外设了临时粥棚。粮食从安南经潮州的小港口转运进来，数量不大，但勉强能维持住最低限度的施粥。
那些蹲在城墙根下的流民开始陆续被安排到城外几处废弃的营房里暂住，城里的街道上少了一些人，但城门口还是有人不断地涌来。每天早晨，城外的官道上都会出现新的面孔，背着包袱，拖着孩子，朝着州城的方向走。他们还不知道城门能不能进，粥棚能不能排上，但脚步没有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