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化的码头在进入秋收季节后变得更加拥挤。每天都有新船靠岸，船身吃水很深，船舷边站满了人。
他们背着包袱、拎着竹筐，有人怀里抱着孩子，有人搀扶着老人，有人手里还攥着从老家带来的农具和种子袋。
下船后，他们先在栈桥上排成几列，由专人逐一登记姓名、籍贯和随行人数，然后领取口粮和安置凭证，由向导带往不同的安置区域。
那些向导穿着统一的靛蓝色短衫，腰间挂着木牌，在队列前方沿着土路向前走，每走出一段距离就会停下来确认身后的人是否跟上。
队伍在晨光中缓慢移动，穿过田埂、绕过新修的灌渠，向着分配好的地块和木材搭建的新居走去。
亓官玉的船队不止在登州停靠，宁波、月港、广州、厦门都有船在定期往返。
船票免费，不设限额，只要有身份登记就能上船。
沿途的码头工人已经习惯了这些船的出现。有人一边卸货一边闲聊，说又有几艘船要来了，另一人应了一声，继续干活。
登州码头上，一个中年人正在排队等候登船。他腰间系着一根麻绳，布袋里装着一件叠好的旧棉袄和几块干饼。
他身后跟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孩子的手里各自攥着一个小包袱。
他回头看了一眼港口内那些正在等待装货的船只和码头上搬运货物的工人，又转回去，继续看着前方通往船舷的通道。
他的妻子低声问他以后要住什么地方，他说那边有人安排，不用担心。他们排着队，依次走过踏板，进入船舱。
宁波港外，几条亓官记的船正在等候潮水。船身漆成深灰色，船舷外侧没有明显的标识，只在船尾挂着一面深蓝色的旗帜，旗面上没有多余的图案。
一个年轻人站在码头边，看着那些正在装卸货箱的工人，又把目光转向停泊在港外的船影，问旁边的人：“那船去哪里的？”
旁边的人说：“往南去，听说那边有地种。”
年轻人没有继续问，从怀里掏出一张已经起了毛边的旧纸，低头看了一遍，又折好收回去，像是正在确认什么，又像是正在把那个地名在心里重新默念一遍。
亓官玉没有亲自过问每一批移民的安置细节，但每一批移民抵达后，他都会看一份汇总报告。
报告上列出当月的抵达人数、来源地分布和安置区域的使用情况。他把报告放在桌角，没多说什么，让令浅继续按原来的节奏推进。
令浅在汇报时说，移民的适应速度比预期快，汉人在组织性、协调性和自觉性方面明显高于当地原住民，分配到土地之后大多能快速进入状态。
亓官玉听完了他的汇报，摇摇头道：“宣慰司那种方式不适用。人来了，地分了，制度跟上，让他们自己治理。没有中间层，就不存在夹带私利的空间。所有移民村庄直属于府县管理，每个村设里正，由村民推举，每三年更换，任期届满后重新推选，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各村的账目、人口、土地分配情况，每月上报一次，逐级核查。这样，管理才不会变形。”
令浅一一记下。
几天后，广东北部传来消息——瑶民首领蓝政率众起义，攻陷翁源县城。
消息随后变得更具体：胡、候、盘三姓响应，起义范围从翁源向粤北、湘南、桂东三个方向扩散。当地官军在最初的接触中未能迅速控制局面，有几个县城附近的驿站被焚毁，驿道被切断。
地方官府的告急文书沿着尚未中断的驿道向北传递，沿途的信使在驿站轮换马匹后继续赶路。
亓官玉在清化收到这份消息时已是十月中旬。他看完信后没有过多评价，把它放在桌角，和那些来自北方的移民名单放在一起。
窗外的天色正在变暗，远处的田埂上，新到的移民正在收拾农具，正沿着田埂陆续收工，沿着土路向各自的住处走去。有人手里提着半桶水，有人肩上扛着锄头，走到自家院门前时回头望了一眼天空，然后推开门走了进去。
夕阳沉入河面，在那些逐渐亮起的灯火中，工坊的烟囱仍在持续冒着白烟，正散发出巨大的生机，预示着未来的新气象。
亓官玉站在窗前看着那片逐渐沉入夜色的田野，收回了视线，没有再看窗外，转身回到案前，继续处理桌上的文件和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