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办完之后的半个月，是林默人生中最漫长的半个月。
市局和纪检委联合成立了复核组，重新审定林正国当年的案件。复核组的人他大多不认识，从省厅和纪检委抽调的，按照回避原则，本局的人不参与复核。林默把所有的调查报告、证据材料、物证清单都交了出去，装了整整两个档案箱，箱子是铁皮的，提手磨得发亮，一看就是用了多年的老家伙。交接的时候，负责接收的纪检干部拍了拍箱子盖，铁皮发出空洞的咚咚声，犹如在敲一面空鼓。
然后就是等。等待是最煎熬的，比查案还煎熬。查案的时候至少有事做，有方向跑，有线索追，脑子里恍若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根本停不下来；等待的时候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看窗外发呆，看秋天的树叶一片一片地变黄、变红、变褐，然后被风吹下来，打着旋儿落在地上，好比一封封迟到的信，寄信人是时间，收信人谁也不是。
第二位受害者的解剖报告出来了。周清把报告分发下去，和第一位相比，致命伤的位置几乎一致，都在左胸，刀刃角度从左上到右下。
赵刚翻了翻报告：同一个人干的？
极大概率。周清推了推眼镜，而且凶器应该是同一把，宽度约两厘米，单刃。
林默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他在升级。
苏曼看他坐立不安的样子，塞给他一堆旧案卷宗让他整理。可他翻了两页就走神了，眼睛盯着卷宗上的字，脑子里转的却是父亲的事。复核组会怎么定性？会恢复因公牺牲的待遇吗？还是维持原判？每一种可能都好比一根绳子，拽着他的心往不同的方向拉。
半个月后，结论出来了。局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局长的办公室在三楼朝南的位置，阳光很好，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叶子垂下来像一道绿色的瀑布，在微风中轻轻摇晃。局长把复核结论放在他面前，那份文件只有三页纸，可林默觉得它比他抱了一路的铁皮档案箱还重。
心里沉甸甸的，不是疼，是那种被填满了的坠。他用手按了按胸前，没什么用。该说的话说了，该做的事做了，可那个坠感一直在，泛着个没打完的结，松不开也扯不断。
记忆是碎片化的，不连贯，像被人打碎了又随手粘起来的镜子。有些画面清晰得刺眼，有些模糊得只剩一个轮廓。父亲的背影，母亲的手，老房子的门牌号，它们在他脑子里闪一下就灭了，留不住。
下午三点多的阳光从百叶窗缝隙里挤进来，在办公桌上切出一道道明暗交替的条纹。灰尘在光柱里翻转，慢悠悠的，浑然不管这间屋子里正在讨论什么严肃的事。暖气管偶尔发出一声叩击，是热水在管道里膨胀收缩的声音，整栋楼都在用它自己的节奏呼吸。
下午的时间拖得很长，日光灯的嗡嗡声放大了这种漫长感。他翻了一页文件，看了三行又翻回去重新看。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就是进不了脑子。他站起来倒了杯水，坐下，又站起来上了趟厕所。
楼梯间的铁扶手摸上去冰凉，指腹能感觉到上面细密的砂眼。墙皮起了一层薄壳，靠近踢脚线的位置泛着返潮的碱花。每走一步，鞋底和水泥台阶碰撞的声响就在狭窄的空间里来回弹，空旷得有些不真实。
记忆的碎片在他脑子里浮浮沉沉，有些是父亲的，有些是自己的，混在一起分不清边界。他试着把它们按时间排列，可有些画面找不到坐标，悬在那里，像拼图里多出来的零片，不知道该放哪儿。他放弃了整理，由着它们乱着，反正乱有乱的道理。
林默拉开档案柜的抽屉，手指在标签纸上一张张划过去，找到了想要的那一卷。牛皮纸袋上落了薄薄一层灰，他用袖子拂了拂，灰在日光灯下扬起来，打了个旋又落回去。纸袋比他记忆中的轻。
办公室里弥漫着一股陈年烟草和打印机墨粉混合的味道，窗帘布吸饱了烟味，颜色都比原来深了一个色号。桌上有人泡了茶，隔夜了，茶汤已经发黑。窗台上的绿萝蔫了几片叶子，黄得发脆。
局长的语气郑重，每个字都说得很慢，像是在念一份判决书，又恰如在怕说快了林默听不清楚：我们查了当年的卷宗，也核对了你父亲的自白信和周清的供词。结论是这样的：林正国同志当年在1998年西井爆炸案中，收受周清五千块贿赂，在周清以家人性命要挟的情况下，违背工作原则，错误认定王福为爆炸案凶手，导致王福冤死。这一错误事实成立。
林默坐在椅子上，背挺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脸上没有表情。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份盖着红章的文件上，把文件上的字照得清晰。他的目光落在错误事实成立六个字上，那六个字像六颗钉子，钉在父亲的棺材板上，也钉在他的心上。
局长继续念：但同时，林正国同志在意识到自身错误后，主动联系受害人王贵，收集证据，试图翻案。他留下了完整的自白信和证词，将关键证据妥善保存。2001年9月，他在试图揭发周清罪行的过程中失踪，有充分理由认定其为被害。综合以上情况，复核组建议：认定林正国同志在案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同时认定其具有主动纠错和以死抗争的情节，建议从轻定性，恢复其因公牺牲的待遇。
目前掌握的线索太少了。林默站在白板前，上面只贴着寥寥几张照片和几行字。
赵刚靠在桌边，双手抱胸：死者独居，社交面窄，邻居都说不太来往。
案发前三天呢？有没有异常通话或访客？
通话记录还在调，物业那边的访客登记我让人去查了。
周清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报告：毒理结果出来了，死者体内没有药物成分，但血液酒精浓度达到0.15。
林默拿起那份结论，看了很久。阳光落在纸面上，把因公牺牲四个字照得发亮，像四团小小的火焰，在纸面上安静地燃烧。他闭上眼，调整了一下呼吸气，空气里有绿萝叶子的青草味和茶杯里飘出来的铁观音的清香，混在一起，是这间办公室特有的味道。他睁开眼，把文件折好，放进心口处的内袋里，贴着心脏的位置。
谢谢。他说，声音很轻，轻得隐约间一片落叶触地的声音。局长站起来，绕过办公桌，在他肩上拍了两下，力道不轻不重，形同长辈对晚辈的认可。
他低头看着那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八十年代的制服，站姿笔挺，嘴边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笑。照片背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字，墨水洇开了，只能辨认出「一九九七」几个数字。他把照片翻过来又翻过去，最后轻轻放回了档案袋里。
档案袋里的材料不多，几张纸、一张照片、一份手写的情况说明。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角有虫蛀的痕迹。他把材料摊在桌上，逐页看过。父亲的字迹他认得，端正、用力，每一笔都按到底。情况说明的落款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三月，距今已经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大人，也足够一段往事发霉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