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长沙的天还没完全亮。林小镜把最后一个纸箱封好，胶带拉得很紧，发出刺耳的撕裂声。宿舍里已经空了，床板上只剩下一张凉席，书桌上只剩下一层灰。她环顾了一圈，确认没有遗漏，然后拖着行李箱走出门。行李箱的轮子在走廊里咕噜咕噜地响，像某种倒计时。
她没有回头看。
国防科大的南门外，出租车已经等了十分钟。司机帮她放好行李，她坐进后座，说了一声“火车站”。车子发动时，她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校门。灰色的门柱，金色的校名，还有一个正在升起的太阳。她没有让车停下，也没有掏出手机拍照。她只是看着，看着后视镜里的校门越来越小，直到被拐角挡住。然后她转过头，看着前方。前方是去火车站的路。
火车上，她靠着窗，看着外面的田野。水稻已经收割了，只剩下一茬茬的茬子，金黄一片。她想起四年前来长沙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也是这样的田野。那时候她不知道会在这座城市待多久，不知道会遇到谁，不知道会做成什么。现在她知道了。四年，一千四百多天，她做了原理样机，发了八篇ScI，申请了五个专利，完成了一个国家级项目，写了两百五十页的毕业论文。她把这些装进了行李箱，连同那些笔记、那些数据、那些用过的笔芯。行李箱很重，她提得动。
中午，火车到达北京。她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阳光刺得她眯起了眼。周明远没有来接她——她说了不用。她打了车，直接去了国科院。司机是个中年人，话很多，问她是不是来北京上大学，她说不是，是来工作。司机又问在哪儿工作，她说了国科院的名字，司机愣了一下，说“厉害”。她笑了笑，没接话。
国科院的大门比她想象的低调。没有巨大的校名石，没有宽阔的广场，就是一扇普通的铁门，旁边挂着一块牌子。她拖着行李箱走进去，门口的保安看了她的工作证，点了点头，放行了。园区里很安静，灰色的楼一排一排的，楼与楼之间种着银杏树。叶子还没黄，绿绿的，在风里摇。
她找到了自己的办公楼，坐电梯上五楼。走廊里很安静，鞋踩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声响。她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口，门已经开了。里面有人在打扫——一个中年女人，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正在擦桌子。看到林小镜，女人直起腰，笑了。“你是新来的老师吧？这么年轻。”林小镜说：“不是老师，是研究员。”女人说：“研究员也是老师。”林小镜没反驳。女人把桌子擦完，把垃圾桶收走，临走时说了一句：“这间办公室空了半年了，终于有人来了。”
林小镜站在办公室里，环顾四周。房间不大，但够用。一扇窗户，朝南，阳光照进来，落在书桌上。书桌上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她打开行李箱，把笔记本一本一本地拿出来，摞在书桌的左上角。《等离子体物理》《分子生物学》《微分几何》《拓扑学》《量子场论》——按时间顺序排好。然后是几本实验记录本，封面写着日期——2026、2027、2028、2029、2030。她把它们摞在笔记本旁边。然后是几支笔、一个水杯、一台笔记本电脑。她把这些摆好，退后一步，看了看。
像她的地方了。
她坐在椅子上，转了一圈。椅子很舒服，可以调节高度，扶手软软的。她试了试，调到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然后停下来，看着窗外。窗外有一棵银杏树，叶子还没黄。她想起了国防科大的梧桐树。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黄了，风一吹，沙沙地响。她不知道北京的银杏树什么时候黄，也许再过一个月，也许更久。她可以等。
手机震了一下。是赵志远发来的消息。“到了？”她回复：“到了。”赵志远又发：“办公室怎么样？”她拍了一张窗外的银杏树发过去。赵志远回复：“树不错。”她笑了。她又拍了一张书桌，笔记本摞得整整齐齐。赵志远看了，回复：“你还是老样子。什么东西都要摆得整整齐齐。”她回复：“习惯了。”赵志远回复：“好好干。别太拼。”她回复：“你也是。”
她放下手机，站起来，走到窗前。银杏树的叶子在风里摇，阳光照在上面，亮闪闪的。她想起刘远说的话——“你会走得很远。”她现在在北京，在国科院，在一间朝南的办公室里。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很远”，但她在往前走。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