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年合上笔记本时，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凌晨两点。屋子里静得只剩他均匀的呼吸，还有楼下偶尔传来的卡车引擎声，那是配送站的夜班车，正在往平川方向装货。他揉揉发酸的眼睛，推开窗，深秋的冷风灌进来，带着药厂那股若有若无的消毒水气味。
路灯把街道切成明暗相间的条块。
司景的车还没回来。
司年关上窗，躺回床上。枕头底下压着那张全省一等奖的证书复印件，硬纸板硌着后颈。他翻了个身，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那道裂纹从他小学四年级就在那儿了，像条僵死的蜈蚣。
“全国决赛……”他低声念了一遍，闭上眼睛。
周末下午，司月抱着一本崭新的杂志冲进家门。
“妈！你看！”
她声音亮得像打翻了一罐玻璃珠，苏云云从厨房探出头，湿漉漉的手在围裙上抹了抹。司月把杂志摊开在饭桌上，翻到中间一页，那页右下角印着她的名字，还有一篇八百字的散文，标题叫《药厂上空的云》。
“寄来了？”苏云云凑过去看，手指小心翼翼抚过那些铅字。
“编辑说反响不错。”司月脸颊泛红，“他们……他们还想让我开个专栏。”
“专栏？”
“嗯，每月写一篇，主题是‘成长记忆’。”她顿了顿，声音压低一点，“有稿费。”
苏云云盯着女儿看了好一会儿。司月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伸手去卷杂志页角。
“多少？”苏云云突然问。
“一篇……八十。”
“八十？”苏云云重复一遍，然后笑了，“够你买两个月早餐了。”
司月也笑了，那种笑里掺着点不好意思，还有藏不住的骄傲。她把杂志收起来，抱在胸前：“我想好了，以后就朝这个方向走。”
“哪个方向？”
“写东西。”司月说，“或者……当记者。”
厨房里传来水烧开的声音，苏云云转身去关火。蒸汽扑上来，模糊了她的侧脸。
“记者可不好当。”她说，语气听不出是赞同还是反对。
“我知道。”司月跟到厨房门口，“但我想试试。”
苏云云没接话。她往锅里下面条，筷子搅动时发出规律的“磕嗒”声。司月就站在门口等着，手指一下下抠着门框上的漆皮，那是她小时候留下的痕迹，漆皮已经翘起来，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
“你爸回来再说。”苏云云终于开口。
司景是晚上九点回来的。
他进门时，公文包拉链开着，露出里面厚厚一摞配送单据。苏云云接过他的外套，一股冷风跟着灌进来。
“平川那边怎么样？”她问。
“卫生院库存清点有问题，多跑了两趟。”司景瘫进沙发，闭上眼睛，“晚饭吃过了。”
司月从房间里走出来。
她手里还攥着那本杂志，攥得封面都起了皱。
“爸。”
司景睁开眼。
“我文章发表了。”她把杂志递过去。
司景坐直身子，接过杂志翻看。灯光从他头顶打下来，在他眉骨处投出一小片阴影。他看得很慢，手指划过每一行字，像是怕漏掉什么。
看完后，他抬起头。
“写得不错。”他说，“比你妈强，她当年写信都错别字连篇。”
苏云云瞪他一眼：“会不会说话？”
司景笑了，那种笑很疲惫，但眼睛里有点光。他把杂志还给司月：“收好了，以后还能翻出来看。”
“编辑让我开专栏。”司月又说。
“专栏？”
“每月写一篇，有稿费。”
司景点点头，没问稿费多少。他重新靠回沙发里，整个人陷进去，像是骨头都散了架。
“挺好。”他说，“有个特长，总不是坏事。”
气氛有点微妙。
司月抿了抿嘴唇，这是她紧张时的习惯动作。苏云云走过来，把手搭在女儿肩上。
“她说想考新闻系。”苏云云说，“以后当记者。”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
司景没动。他盯着天花板，喉结滚了一下。
“记者……”他重复这个词，“记者累。”
“我不怕累。”司月说。
“也危险。”
“我知道。”
司景转过头看她。女儿站在那里，背挺得笔直，眼睛里那股劲儿和他年轻时一模一样——那种不管不顾，非要撞南墙的劲儿。
他突然想起十五年前，自己决定从药厂车间转到销售部那天。老厂长拍着他肩膀说：“小司啊，销售这条路不好走。”他说：“我知道。”老厂长又问：“你知道什么？”他没回答，只是把辞职报告递了过去。
“那就考吧。”司景说。
司月愣住了。
苏云云也愣住了。
“但话说在前头。”司景坐直身子，语气严肃起来，“第一，不能耽误学习。第二，记者不是写写文章就行，你得真去跑、去问、去挖。第三——”他顿了顿，“如果以后后悔了，别怪我们没拦你。”
司月眼眶红了。
她重重点头，点得头发都散下来几缕。
“不怪。”她说。
苏云云叹了口气，转身去厨房盛面条。碗筷碰撞声叮叮当当的，混着客厅里电视新闻的背景音，某地矿难救援进展，记者在镜头前嘶吼着报道。
司景换了个台。
司月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目标：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
她写完又划掉，改成：“目标：好大学的新闻系。”
她知道自己成绩不够拔尖，物理不如司年，数学也总在及格线边缘挣扎。但文字是她握得住的东西，像溺水的人抓住浮木，死死抓着，指甲都抠进去。
她开始有意识地观察。
观察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老太太，观察公交车上打瞌睡的上班族，观察校门口那对总是吵嘴的早餐摊夫妻。她把细节记在小本子上：老太太手指关节粗大，是常年浸冷水留下的；上班族领口有块油渍，大概是昨晚孩子弄上去的；那对夫妻吵架时，丈夫总会偷偷把煎饼里多加个鸡蛋。
“你在记什么？”同桌问她。
“素材。”司月说。
“什么素材？”
“不知道。”她合上本子，“先记着，以后总有用。”
同桌撇撇嘴，转头继续刷题。教室里弥漫着油墨味和焦虑，期中考试快到了，黑板右上角开始倒计时，红色粉笔写的数字一天天变小。
司年那边更紧张。
他桌上堆起三摞参考书，每本都贴着密密麻麻的便利贴。课间十分钟，他不是在刷题，就是在和物理老师讨论什么“洛伦兹力方向判断”。有时候司月路过他们班，会看见他趴在桌上小憩，胳膊底下还压着草稿纸，纸上全是电路图和公式。
“你哥疯了吧？”有次司月的朋友小声说。
“他一直这样。”司月说。
“不累吗？”
“累。”司月看向窗外，“但好像……停不下来。”
专栏的第一篇文章，司月写了药厂。
她写厂区里那排老槐树，春天飘絮像下雪；写车间换班时涌出的人潮，蓝色工服汇成河；写深夜加班时，办公楼零星亮着的窗，像困倦的眼睛。
她没写父亲。
一个字都没提。
稿子寄出去一周后，编辑回信了：“文字很有温度，但缺少矛盾点，成长记忆不只有温情，也有碰撞、撕裂、不得已，试着写写那些‘不好’的部分。”
司月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不好”的部分。
她想起父亲缺席的家长会，想起母亲深夜独自抹眼泪，想起那些年家里永远凑不齐三个人的晚饭。这些记忆像嵌在肉里的玻璃碴，不动不疼，一碰就流血。
她打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