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方白天要处理农业师繁重的生产，训练和日常管理工作，只能在晚上挤出时间，带着沐千驱车前往农大坐镇。
他的身份很快在校园里传开，这位新任军宣队长，不仅是现役的农垦师师长，更是农大早年的毕业生，是很多老教授的“亲学生”，也是不少在校生仰慕的“传奇学长”。
这个身份带来了微妙的影响，一些激进的学生面对这位“学长”带队的军宣队，气焰不自觉矮了三分。
而更多早已厌倦了无休止争斗，期盼恢复秩序的师生，则对他抱有一种本能的信任和期待。
游方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他召开大会时，并不总是板着脸训话，有时会用校友的语气，回忆校园往昔，讲述农场如何克服困难保障生产，潜移默化地将秩序，生产，学习的重要性传递出去。
晚上，他常带着沐千，到一些老教授或学生骨干的宿舍“走访”，听取意见，了解实际困难。
这种“软硬兼施”，又带着“自己人”色彩的做法，效果显着。
校园里公开的对抗和武斗迅速平息，表面上恢复了基本的宁静。
待局势稍微稳定，不再需要时刻以强力弹压，游方开始着手更细致的工作。
他私下指示杨瑞华，利用她善于沟通，信息灵通的特长，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系统性地收集整理那些在运动中受到冲击，被下放或调离农大的教师，干部以及部分学生的信息。
包括他们的姓名、原职务、被下放的地点、目前大致状况以及所涉及问题的性质。
“要做得隐蔽，可以通过关心生活，了解困难的名义，从还留在学校的教职工，家属，甚至一些心存善念的学生那里，侧面打听。
注意分辨，重点记录那些学术上有造诣，人品端正，问题可能属于扩大化或被牵连的。”游方叮嘱道。
与此同时，他也通过对比前些年布置的刘光福等人加入的学生组织收集的情报一一对比。
两份名单拼凑起来，就能得到一份相对全面“农大受冲击人员情况底账”。
这份名单，游方不会轻易示人，甚至不会形成正式文件，它静静地躺在他的脑子里。
它的用处，眼下可能只是做到心中有数，了解哪些人才流失了，流向了何处。
但在未来，当政策风向可能发生变化，需要落实政策，调动人员或恢复某些工作时，这份基于事实的“底账”，或许就能成为他手中一张有价值的牌，帮助他更精准，也更有效地采取行动，无论是为了农大的重建，还是为了更广泛的布局。
一切都在恢复秩序的表面工作下，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时间到了八月，一份强制性的文件下达：所有在校大学生，无论年级，专业，一律中止学业，下放到农村，农场或边疆，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道命令如同一道铁闸，彻底截断了全国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将他们抛向了广阔而陌生的天地。
农大校园里，瞬间被一种茫然，失落乃至恐慌的情绪所笼罩。
一直在此坐镇的游方，接到命令，心情复杂。
这是时代的洪流，他无力改变流向。
但他立刻意识到，这为他提供了一个“合规”且有力的杠杆。
可以清理农大管理层中那些最不稳定，根基最浅的“ZF派”核心。
谷主任手下那几个还是学生身份的副主任，委员。
在传达文件的专门会议上，游方语气严肃，“上级指示非常明确，所有大学生必须无条件下放，这是关系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改造世界观的头等大事。
我们农大要坚决执行，不能打任何折扣。”
他的目光落在脸色煞白的谷主任和他那几个学生副手身上，“你们几位同志，虽然在Gw会会担任职务，为学校的Gm做出过一些工作，但首先，你们的身份是农大的在校学生。
因此，必须带头执行下放决定，为广大同学做出表率，军宣队和学校会尽快为你们办理离校和下放手续，希望你们到了农村广阔天地，能更好地改造思想，锻炼成长。”
这番话，完全站在政策制高点上，堂堂正正，无懈可击。
那几名学生头目如坠冰窖，他们曾幻想凭借革命职务豁免，此刻却被学生身份轻易打回了原形。
谷主任嘴唇翕动，想争辩几句，但在游方极具压迫感的注视下，在军宣队员们肃立无声的威势前，终究没敢出声。
他明白，游方这是要借这把“尚方宝剑”，斩断他的臂膀。
手续以惊人的效率办妥了，这几名昔日呼风唤雨的“学生领袖”，迅速被免去一切校内职务，恢复学生身份，然后被分别安排到偏远地区的农村生产队或条件艰苦的农场。
他们的“Gm”生涯，以一种符合政策却令他们极度不甘的方式，仓促画上了句号。
随着这几名核心党羽被“合规”清退，谷主任在农大彻底成了光杆司令。
他本就威望不足，根基全赖这几个冲杀在前的学生骨干。
如今骨干尽去，他指挥不动任何人，原有的教师干部群体对他避之不及，其影响力被迅速架空。
农大的实际管控权，在军宣队的支撑下，悄然向游方倾斜。
接下来，游方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颇具人情味，也埋下长远伏笔的事。
他指示已被架空的谷主任，为这批即将离校的全体学生，按原有学制正常办理毕业证书和相关学历证明。
“学生总要有个交代。”游方对谷主任说，“该发的证书，档案，要整理好，虽然现在去劳动，但将来政策允许了，这些凭证对他们还有用。”
这对那些正处于迷茫甚至绝望中的学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他们这些学生成了最特殊也最倒霉的一批，没有统一的毕业分配，而是直接下放劳动。
他们的工作安排，将要等到数年之后（70年前后），政策再次调整时，才会根据劳动表现，单位推荐等复杂因素，被陆续分配至各地厂矿，基层单位，其中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学生们离校前夕，游方以军宣队长兼农业师师长、校友学长的多重身份，分批与他们见面、谈话、握手。
他语气诚恳，没有太多空泛的大道理，“同学们，眼下形势如此，个人要服从大局。
到了农村，农场，肯定艰苦，但也是锻炼。记住，你们是农大培养出来的，有知识，有专业基础。
劳动之余，别把书本全丢了，专业知识将来国家建设肯定用得上。
农大的毕业证，你们拿好了，这是你们这段学习经历的证明。”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而彷徨的脸，加重了语气。
“以后，无论分配到哪儿，遇到什么实际困难，或者……将来想回学校看看，或者需要母校出具什么证明，可以写信给我。
地址就写华北农垦兵团第一农业师，我能收到，记住，你们是农大的学生，这里是你们的母校，任何时候，母校都希望你们好。”
许多学生听得眼眶发热，紧紧握住游方的手，仿佛抓住了一根遥远的，却真实存在的纽带。
他们记住了这个特殊的学长，也记住了可以写信这个看似简单，却在未来可能至关重要的承诺。
学生们背着简单的行囊，揣着刚刚到手的毕业证书陆续离开了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