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晋推动搭建“连接平台”的构想，首先在一个相对成熟的领域尝试——中小企业“小生态攻坚”试点。在工信部牵头下，围绕“高端光学镜片镀膜设备”这一具体瓶颈，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痛点拆解会”。与会者不仅有设备制造商、材料科学家、精密部件供应商，还有下游的光学仪器公司、大学光学实验室的代表，甚至包括两位有丰富技工经验的老师傅。
会议摒弃了标准汇报流程，采用类似“黑客松”的形式。设备制造商老板在白板上画出了设备简图，毫不避讳地圈出几个依赖进口、且价格和供货都受制于人的核心部件：“这个真空密封腔体的特种合金，国内只有两家能做，但纯度稳定性不够，导致我们镀膜良品率波动。这个高精度温控传感器，完全依赖德国进口，交期六个月起，还随时可能被禁运。”
材料科学家立刻回应：“合金纯度问题，我们实验室最近在冶金工艺上有个新想法，也许可以试试，但需要企业配合做中试验证。”
一位精密加工企业的工程师指着图纸上一个复杂曲面零件：“这个东西的加工精度要求变态，我们现有的五轴机床勉强能做，但工时太长，成本下不来。如果能在设计上稍微优化一下这个倒角，也许加工难度能降一个等级。”
设备制造商老板和设计主管凑到一起，当场就讨论起来。下游光学仪器公司的代表则提出：“良品率稳定性和设备可靠性，对我们来说比单一参数极致更重要。如果国产设备能在这些‘稳定性’指标上建立信任，我们愿意给机会，甚至可以参与前期测试。”
两位老师傅一直在默默听，这时一位开口，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那个传动丝杆的装配，厂里小伙子总装不好，不是紧了就是松了，影响定位精度。我看图纸，这里公差给得太死，对装配工艺要求太高。能不能改设计，或者，我们琢磨个专门的装配夹具？”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白板上写满了问题、想法、箭头和问号。没有立刻的解决方案，但许多过去在封闭体系内循环的难题，第一次被置于一个多方共同审视的“阳光”下。会议结束时，工信部官员宣布，将成立一个由各方代表组成的“微工作组”，针对会上梳理出的三四个最迫切的“点”，设立具体的小型攻关项目，并尝试配套“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简易协议框架。
高晋通过视频旁听了部分会议，感到一丝振奋。这种基于具体问题、聚集多元角色的直接对话，似乎比传统的课题申报和评审，更能触及真问题，也更容易激发参与感。然而，他也清楚，这只是开始。从热烈的讨论到实实在在的部件改进、工艺稳定、乃至整机性能提升，中间隔着无数的技术细节、成本核算、利益博弈和信任积累。一旦涉及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潜在的知识产权归属，“连接”的脆弱性就会立刻显现。
滨州试点在“管服结合”思路下平稳运行了一个月。李明牵头搭建的“技能-岗位”对接平台，促成了几十个相对高质量的就业匹配，区块链存证系统也记录了第一批真实、完整的培训就业轨迹数据。市里准备将“匠心工坊”等几家表现良好的试点机构树为典型，组织观摩交流。
就在这时，一个未曾预料的问题浮出水面。市审计局在对试点相关资金进行例行审计时发现，东湖街道用于试点工作的部分“临时性工作补贴”发放不规范，有些领取补贴的“网格员”实际参与试点工作的记录不清晰。问题本身不大，金额也小，但审计程序要求严格，必须给出合理解释和整改意见。
东湖街道的副主任委屈地向李明抱怨：“李组长，试点工作千头万绪，很多是临时性、沟通协调的活，确实请了一些熟悉的社区网格员帮忙跑腿、联系学员、收集反馈。他们很辛苦，给点补贴也是按以前类似工作的惯例。现在审计这么一查，好像我们违规了。以后谁还愿意多干活？多干多错，少干少错！”
李明理解街道的难处。改革的许多探索性工作，往往发生在现有财务和人事制度的缝隙中，依赖基层干部的“额外付出”和灵活变通。但当这些做法面临严格但可能僵化的制度审查时，矛盾就产生了。“连接”需要润滑剂（如灵活的激励和资源），但这润滑剂本身，可能不符合旧有的“安全规范”。
“这个问题必须正视。”李明向市领导汇报，“试点要可持续，不能总靠基层同志‘无私奉献’或‘打擦边球’。我们需要在试点框架内，设计一套合规、透明、且能有效激励一线人员的微型资源使用和分配机制。这可能涉及对现有某些制度的‘微突破’，需要市里甚至省里给予明确的授权或容忍度。”
华芯科技的谈判桌上，气氛依旧胶着。对方提出的低费率许可方案，看似让步，但华芯律师团队仔细研判条款后，发现了隐藏的陷阱：条款中包含了极其宽泛的“技术改进反馈”要求，且定义模糊，未来可能被解释为要求华芯共享相关领域的后续研发成果。这触及了核心利益。
“这是换汤不换药，想用一根小杠杆撬动我们的未来技术。”华芯董事长在高晋参与的电话会议上判断。
支援平台的律师建议：“可以明确拒绝这一条，或者将其严格限定在现有专利技术的范围内，并设置清晰的边界和保密条款。同时，我们可以提出反建议：如果最终司法认定对方专利有效且构成侵权，我们愿意支付经过独立第三方评估的合理许可费；但如果最终认定专利无效或不侵权，对方需承担我方部分合理的法律费用，并就其滥诉行为公开道歉。”
“要求对方道歉？”华芯法务总监觉得这几乎不可能。
“这是谈判策略，”律师解释，“表明我们的强硬立场，也为后续妥协留出空间。关键是要让对方明白，我们不怕拖，也有能力让他们付出代价。”
谈判暂停，双方都需要时间重新评估。华芯方面，压力不仅来自法律战。由于诉讼悬而未决，两家原本洽谈中的欧洲客户明确表示，要等Itc调查初步裁决后再做决定。公司股价也出现波动。董事会里开始有不同声音：是否应该尽快达成一个妥协方案，哪怕吃点亏，以消除不确定性，保障市场拓展？
董事长和高晋都清楚，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屈服于压力达成不利和解，可能助长此类骚扰的气焰，并为其他中国科技企业树立一个糟糕的先例。但硬扛到底，公司短期承压也是现实。这不仅是法律和经济决策，更是战略定力的考验。
陈宇团队的“联合体”构建，遇到了第一个实质性障碍。在与省属文化投资公司的第二轮洽谈中，对方对联合体内部的利益分配和决策机制提出了尖锐质疑。
“你们设想得很好，各司其职。但项目执行中，必然会出现模糊地带、额外工作、甚至意见冲突。到时谁说了算？成本超支怎么办？知识产权如何界定，特别是那些在合作中产生的新想法、新模块？”投资公司的项目经理问题很实际，“如果这些核心规则不事先厘清并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我们无法投入资源。”
陈宇团队内部，对于主导权问题也开始出现微妙分歧。设计院和电商公司都暗示，他们希望在各自专业领域有充分的自主权，不希望被技术团队“指挥”。人类学教授则更关心文化阐释的准确性和主导性，对商业开发可能带来的“失真”表示忧虑。
连续几个晚上，陈宇都在和不同伙伴单独沟通、协调，草拟又推翻各种合作协议草案。他感到疲惫不堪，创业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织网”的决策产生了怀疑：将原本相对简单的内部决策，变成复杂的多方博弈，是不是走错了路？为了连接更大的机会，是否付出了过高的内部协调成本和不确定性代价？
国家实验室评价试点中王磊副教授的成功晋升，果然如预期般激起了更大范围的讨论。校内bbS相关板块出现了热议帖子，有支持者称之为“破冰之举”，也有批评者认为“开了坏头，会鼓励科研人员浮躁、追逐短期应用利益”。一些传统基础学科领域的教授联名向校学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维护学术评价严肃性与纯粹性的建议”，虽未直接点名试点，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降低学术标准”的担忧。
王磊本人并未感到轻松。晋升后，他收到了不少祝贺，但也感受到一些同僚微妙的态度变化，甚至有几个原本合作愉快的理论课题组，似乎有意无意地疏远了。他所在的学院领导也找他谈话，一方面肯定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委婉提醒：“王老师，跨学科合作是方向，但咱们学院的立身之本还是基础研究和高质量论文。未来几年，你在承担应用项目的同时，可能也需要在基础理论方面有所建树，这样才能……更全面。”
王磊感到了新的压力。连接了两个世界，他仿佛成了两个世界都不完全认可的“边缘人”。他需要证明，这种连接不仅能产出工程成果，也能反哺基础科学，或者至少，不会削弱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本职”。
高晋陆续收到了这些来自各条战线的“连接代价”报告。审计合规的困扰、谈判中的隐藏陷阱、联合体内的博弈成本、跨领域者的身份焦虑……这些无一不说明，推动连接、打破壁垒，远非设计一个平台或发布一个文件那么简单。它必然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行为习惯和评价体系，必然会遭遇或明或暗的阻力，也必然会让先行者承受额外的压力和风险。
“连接产生价值，但也产生摩擦和成本。”高晋在“复兴办”的例会上对同事们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系统在尝试重新编织时，必然出现的‘张力’。这些张力本身，是改革深化的标志，也是我们需要精细管理的关键点。”
他提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第一，要为有益的连接‘减负’，比如研究解决滨州试点中暴露的微观制度不适应问题，为基层探索提供更宽松的合规空间。第二，要为健康的连接‘立规’，支持陈宇这样的联合体建立明晰、公平的合作协议范本，保护各方权益。第三，要为勇敢的连接者‘撑腰’，明确支持像王磊这样做出实质跨领域贡献的人员，并推动评价体系更包容。第四，要在关键博弈中‘划线’，像华芯案一样，明确底线，善于利用规则和资源进行周旋。”
他最后说：“织网的过程，必然是不断解决连接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看到摩擦和代价，就退缩回封闭的老路。恰恰相反，正视这些代价，并设法降低它、补偿它、用规则来疏导它，正是我们推动系统向更高形态演进的核心任务。”
窗外，初冬的第一场小雪悄然飘落，轻轻覆盖了城市的轮廓。高晋知道，寒冷的季节也是积蓄力量的季节。那些正在发生的连接、博弈、适应与成长，如同雪层下依然活跃的根系，虽不见于表面，却在为下一个春天的萌发做着准备。航船依旧在充满未知冰凌的水域前行，但船长和水手们，正在学习如何更好地应对因连接而生的新动荡，并试图将这种动荡，转化为调整帆索、优化航向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