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有个说法，凡是日子过得还算殷实的人家，都会在堂屋正上方的屋顶夹层里留一间小阁楼。那里面放的不是杂物，是家族里故去老人的棺椁。老人们说，把棺材供在头顶上，能保佑后代升官发财。我从小在城市长大，一直把这当成老掉牙的迷信，谁家会把死人的棺材搁在吃饭睡觉的头顶上？那得多瘆得慌。
那年回老家参加姑姥爷的葬礼，我才知道这些陈年旧事里，有些东西不是不信就能绕过去的。
姑姥爷出殡那天，我帮着在堂屋布置灵堂。姑姥姥坐在旁边一把老藤椅上，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盯着姑姥爷的棺材发呆。那把藤椅的扶手已经被她磨得发亮，她两只手搭在上面，指节微微发白。我看她眼圈红红的，心里不好受，想找点话岔开她的心思，就随口问了一句：“姑姥姥，那阁楼上的棺材，真能保佑人发财吗？”
姑姥姥慢慢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她九十多岁的人了，耳朵不聋，眼睛也不花，腰板还直，只是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树皮一样深。她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收回神，才慢慢开了口。
“保佑不保佑的，我说不准。但有一桩事，我小时候亲眼见过。”
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股老人独有的沙哑，像是风吹过干枯的芦苇。
那是兵荒马乱的年月，村子在山坳里，外面打仗，不少人跑进来躲难。有一户姓王的，弟兄三个，是从外省逃来的。三个人除了都姓王，长得没有半点相像。老大是个黑脸膛，高大壮实，说话嗓门像打雷；老二精瘦，细长眼睛，不爱吭声；老三最年轻，圆脸，看着和善一些，可那双眼睛里总透着一股藏不住的机灵。他们到了村里没多久，就在村东头那片荒地上，不声不响地起了一座大宅子。砖是青砖，瓦是灰瓦，大门一关，严严实实的，墙上没留一扇多余的窗户。村里人私下里都传，这三个人怕是做过土匪，手里的钱不干净。
王大、王二、王三这三个兄弟，住进宅子以后，也没跟村里人怎么来往。不知从哪听说了“阁楼放棺”的风俗，也想供个祖宗，求个保佑。可他们逃难逃到这儿，连爹娘埋在哪儿都不知道，哪来的先人棺材？
三个人一合计，主意就来了——上山去挖一个回来。
他们找了村里的风水先生指了个方向，说是村后那坡上有座无主孤坟，埋了好些年了，坟头都塌了，连块碑都没有，应该没人管。三兄弟扛着铁锹上了山，还专门请了一个吹唢呐的，一路吹吹打打，像接亲一样热闹。唢呐声在村后的山坳里回荡着，尖利又刺耳，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地底下叫出来。
到了地方，那坟包已经塌了大半，长满了野草，几丛酸枣刺从坟头扎出来，把坟面盖得严严实实。王家老大把铁锹往地上一插，吐了口唾沫，弯腰拍了拍坟头的土，像模像样地喊了一声：“干爹，儿子们接你回家享福去了。”
三个人七手八脚开始挖。土是湿的，铁锹插进去，带出黑乎乎的泥，混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不是单纯的泥腥味，是那种腐朽的、混着陈年草木腐烂的、像什么东西在底下放了一辈子没翻过的味道。挖到一半的时候，铁锹碰上了木头，发出“咚”的一声闷响，老三的手顿了一下，抬头看了看老大，老大咬着烟袋杆子没吭声，铁锹又往下一铲，像是铁定了心要从地底下把这口棺材剜出来。
棺材挖出来以后，三兄弟又敲锣打鼓地抬回了宅子。进了堂屋，上了香，磕了头，把棺材恭恭敬敬地请上了阁楼。供桌上摆满了供品，香火一连几天没断过。村里有人去看热闹，回来都说那供品摆得比庙里还齐整，连猪头都是整只的，红纸一盖，像过年似的。只是那棺材不知在土里泡了多少年，棺盖上长着一层墨绿色的苔，抬进堂屋之后，那股混杂着土腥和朽木的气味就怎么也散不掉了。
可没过两天，就出事了。
那天中午，一个老太太找上门来。她佝偻着腰，背拱得像一座要塌的拱桥，衣服上打满了补丁，颜色灰扑扑的，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布料。她站在王家大门口，两只手颤颤巍巍地扒着门框，声音干涩得像砂纸刮在木头上：“你们挖了我丈夫的坟，今天得给我个说法。”
王家老大开了门，门板“吱呀”一声推开来，他低头看了一眼老太太，眉头就皱了起来。他叉着腰，嗓门提得老高，像是在跟一堵墙说话：“谁挖你家的坟了？那坟包上连块碑都没有，你叫它一声，它答应你吗？”他往前迈了一步，逼得老太太往后退了半步，又接了一句，“你要是能叫得应，我就把棺材还你，磕头认错都行。”
老太太嘴笨，被他几句话堵得说不出话来，脸上那层蜡黄像是又深了一分。她张了张嘴，没吐出一个字，眼泪却先下来了。她攥着门框的指节发白，松了又紧，紧了又松，最终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了。
第二天，老太太又来了。这回她没再敲门，只是搬了一把小凳子，放在王家大门口的正中间，坐了下来。怀里抱着一张用旧布裹着的遗像，逢人经过就把布掀开，声音不高不低，不哭不喊，像一个在说最后一段话的人：“我丈夫死了三十年了，我一个人守过来的。如今连他的尸骨都被人刨走了，我不知道该去哪里讨公道。”她把那张像抱在胸前，像是抱着一个人。
事情传开了，姑姥姥的父亲听说了这件事，气得把手里的饭碗往桌上一顿：“这不是欺负人吗？”他叫上几个本家的兄弟，又喊了几个热心村民，带着老太太一起去了王家，要把棺材要回来。
那天王家只有老三一个人在家。他一看来了这么多人，脸色就变了。他挡在堂屋门口，两手张开，像一只护窝的狗，嘴里喊着：“我哥不在，你们谁也别想进这个门！”
两边推搡起来，有人喊着要把棺材抬下来。王老三急了，忽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枪来，枪管在日光底下泛着青灰色的光。他朝天开了一枪——“砰”的一声，震得堂屋瓦檐上的灰扑簌簌往下掉。枪声把所有人都震住了。王老三举着枪，红着眼，嗓音像从胸腔深处撕扯出来的：“我看谁敢动我家的东西！我今天就让你们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村民们虽然人多，可谁也不愿意拿命去赌一把，慢慢就退了。推搡之间，老太太被人群挤了一下，脚下没站稳，整个人往后一仰，后脑勺磕在了门槛的石棱上。“咚”的一声闷响，不大，却像一块石头砸在湿泥里。姑姥姥的父亲回头一看，老太太已经躺在地上了，脸色和门槛上的石料一样灰白。
老太太死了。
姑姥姥的父亲蹲下来，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什么也没有。他缩回手，又伸出去扶她，手指停在她散落在肩膀上的灰白头发旁边，像是碰到了一个不该碰的位置，不知道该抬起来，还是该往下放。他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了一句：“抬进去。”
老太太一辈子无儿无女，姑姥姥的父亲和几个村民凑了点钱，给她办了一场最简单的丧事。姑姥姥也跟着去了。老太太生前住的那间屋子，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铺炕。桌上放着那张遗像，用黑框框着，端正地摆在桌面上。
姑姥姥那时年纪小，看了一眼那张像，吓得差点哭出来。那画像上的人，左眼是一片空白，像是被人挖掉了一半。她躲在母亲身后，把脸埋进母亲的棉袄里，闷闷地说：“妈，我不敢看了。”母亲拍了拍她的后背，说：“那人活着的时候，左眼长了东西，像瘤子一样，画师画的时候把那一块抹掉了。”姑姥姥虽然没再多问，但那张画像的样子，却一直刻在她脑子里。
老太太下葬后不久，王家老大找媒婆说亲。媒婆一听是王家，劈头盖脸就是一通骂：“你们挖人祖坟，断子绝孙的玩意儿，还想娶媳妇？”说完就“砰”地关上了门。
王家老大憋了一肚子火，没过几天，就从邻村买了一个傻姑娘回来，办了一场流水席。村里人议论纷纷，说这姑娘脑子不清醒，也不知道自己嫁的是什么人家。傻姑娘什么都不懂，整天笑嘻嘻的，有时候摸着肚子，有时候蹲在院门口数蚂蚁，不知道自己快要当妈了。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没足月，瘦得跟猫崽一样，哭声细得像一根线。王家老大守在床边，看着儿子，两眼发红。第三天早上，孩子睁眼了。王家老大凑上去一看，忽然“啊”了一声，手里的烟袋锅子掉在了被子上，烟灰撒了一床，他伸手去拍，指节磕在床沿上磕出了血。那孩子的左眼，没有黑眼珠，只有一只布满血丝的白眼球，像一只完整的、没有开口的眼睛，被钉在了那半张脸上。
大夫来了，看了看，摇了摇头：“天生的，没法治。”孩子身子太弱，没满月就咽了气。
村里人都说，这是报应。老太太的丈夫左眼有毛病，这孩子就长了一只同样的眼睛。连王家兄弟自己也开始害怕了。老大连着几天没出屋，他坐在堂屋里，抬头看着阁楼那块暗沉沉的天花板，烟斗里的烟丝烧了又灭，灭了又续上，像一截始终没烧完的引线。
第二年，王家老二的媳妇也怀了。这次请了大夫守着，全家人都捏着一把汗。生产那天，产婆出出进进好几趟，水一盆一盆地端进去，又端着血水出来。孩子生下来了，哭声比第一胎敞亮些，但接生的产婆没说话，只是把孩子裹好，放在炕角，自己退到了外屋。大夫掀开襁褓看了一眼——那孩子的左眼皮合不拢，从里面长出一串肉瘤，红白相间，像一朵烂了的花，从眼眶里翻出来，贴着脸颊。大夫只看了一眼，就轻轻把襁褓重新盖上了。
老二媳妇在当天晚上就没了。大出血，没救回来。孩子也没活过满月。
王老三在一个月以内，没了嫂子，没了侄子。他去了一趟阁楼，站在那口棺材下面，抬头看了很久。他没有说话，也没有跪，只是站在门口，像一棵被风吹弯的树，迟迟没有折断，也迟迟没有站直。然后在一个深夜，他收拾了一个小包袱，推开门，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大门敞着，堂屋的灯还亮着。
王家老大后来去了外村，重新盖了房子，娶了媳妇。王家大宅里，只剩下王老二夫妻，和一个被扔下的傻姑娘。傻姑娘没走，她好像不记得谁娶过她，也不记得自己生过孩子。她只是住在柴房旁边的半间偏屋里，门是坏的，她拿一块旧布帘子挡着。
那年冬天，姑姥姥和母亲上山扫墓，路过王家大宅。远远地，她看见傻姑娘蹲在院门口，领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娃娃在玩耍。那孩子走路歪歪斜斜的，像是站不太稳。他回过头来——姑姥姥看清了他的脸。左眼是瞎的，没有瞳孔，只有一片白茫茫的眼球。和那张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
姑姥姥说到这里，长长地叹了口气。她靠在藤椅背上，像一个把话说完就空了的人。
“那个小孩，后来长大了。到现在还住在村东头那老宅子里，一辈子没娶上媳妇。村里人知道他那只眼睛是怎么回事，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他自己倒也不恼，一个人住着，安安静静的。有时候蹲在院门口抽烟，一蹲就是一整天。”
她说完这句话，没有再开口。
后来我出了灵堂，一个人沿着村东的小巷子走着。天色已经有些暗了，巷子两边是土墙，墙根下长着枯草，风一吹，草尖抖着，像是有人蹲在墙后面压低了声音说话。拐过一道弯，我看见一个瘦削的老人坐在一间老屋的门槛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积了很长，也没有弹。他的一只眼睛是浑浊的，另一只，白茫茫的，像是从没有焦距过。
他听见脚步声，微微侧了侧头，没有转向我，也没有说话，只是把烟放进嘴里吸了一口。烟头的红光在暮色里亮了一下，又暗下去。像是他这一辈子，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有些东西一旦请进家门，就再也送不走了。像是那口棺材底下的人，一直没有合上过那只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