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二年的冬末，南京城笼罩在一片辞旧迎新的氛围中。然而，与往年主要围绕着农事丰歉、边境安宁的总结不同，今年的朝野上下，议论的焦点几乎全都围绕着几个崭新的词汇：“蒸汽出力”、“铁轨里程”、“西洋商利”、“水泥方量”。帝国的肌体，正被这些由“格物新政”催生出的全新指标，重新衡量和塑造。
龙江机器局月产“洪武贰型”蒸汽机已达八台，大同矿区的“驰铁”运煤量节节攀升，长江口的海关岁入再创新高……一连串令人目眩的成就，如同坚固的桥头堡，为朱雄英推行更深层次的变革提供了坚实的阵地。但他的目光，已越过这些器物的辉煌，投向了更根本、也更敏感的领域——人才的选拔与思想的塑造。
这一日，国子监内，气氛却与城中的热烈截然不同，显得有些凝重甚至压抑。作为天下最高学府，理学之大本营，这里素来讲究的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此格物非彼格物）、“修齐治平”那一套完整的儒家士大夫培养体系。然而近年来，一股“歪风”却不断侵袭着这座圣贤之地。
监生们发现，朝廷的邸报上，工部、户部、甚至兵部的奏章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他们需要借助算学、甚至一些粗浅的几何原理才能看懂的数据和图解。更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民间那些因“格物”而得厚赏、甚至被授予“匠师”头衔的匠人，其风头似乎隐隐有盖过寒窗苦读士子的趋势。一种“读圣贤书还有何用”的迷茫与焦虑，在部分监生中蔓延。
此刻，国子监的明伦堂内，正在进行一场每月例行的“讲经论策”。今日的主讲，是国子监祭酒，一位德高望重、须发皆白的理学名臣。他端坐台上，正讲到《大学》中“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的篇章，言辞恳切，引经据典，告诫诸生务必要固本培元，坚守义利之辨。
然而，台下一位年轻监生的提问，却让这场原本平静的讲学泛起了波澜。
“祭酒大人，”那监生起身行礼，语气带着真诚的困惑，“学生近日读邸报，见朝廷岁入，工商海关之利已占其三成有余。边军因蒸汽漕船而得饱暖，海疆因新式战舰而得安宁。此皆‘财’与‘器’之力也。学生愚钝，敢问祭酒，于此煌煌盛世之中，我辈读书人当如何自处？这‘末’之财器，与‘本’之德性，究竟是何关系？若一味重德轻器，是否会……是否会落后于时势？”
此言一出，满堂皆静。这个问题，可谓问到了所有监生，乃至许多朝臣的心坎上。连祭酒本人也一时语塞，花白的眉毛紧紧拧在一起。
沉默了片刻，祭酒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沉痛：“汝之问，亦是天下之惑也。然，需知《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用之利，固然可观，然若舍本逐末，一味追求机巧货殖，则人心放佚，道德沦丧，天下终将失其序也！昔者奇技淫巧，谓之‘作奇技淫巧以疑众，杀！’太祖立法，亦有此意，乃是防微杜渐！”
他试图用经典的权威和祖制的森严来压制这“危险”的思想苗头。“我辈读书人，当以圣贤之道为根柢，修身养性，明体达用。这器用之学，自有匠人去操持，岂可本末倒置，使士子与工匠争利？”
然而，这番义正辞严的话，并未能完全平息监生们心中的波澜。他们能感受到外界那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能察觉到朝廷用人风向的微妙转变。纯粹的道德文章，似乎已不足以应对这个正在被钢铁和蒸汽重塑的世界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位于南京城西，新近挂牌成立的 “大明格致书院” 内，却是另一番景象。这所书院，由朱雄英亲自提议并推动设立，虽名义上隶属于国子监，但其教学宗旨、内容和方式，都与传统书院迥然不同。
书院的山长，由精通算学、天文并深度参与了“格物探究组”早期工作的前钦天监官员担任。教员中，既有像宋礼这样虽无科举功名却身怀绝技的实务官员，也有被“赏格条例”吸引来的民间奇才，甚至还有两位通过荷兰商人渠道、以极高薪俸“聘请”来的、略通几何与机械原理的西洋传教士（在严格监控下）。
书院的正堂内，没有悬挂孔子像，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巨大的《大明疆域及海外略图》，以及各种机械结构的剖面图。此时，数十名经过严格选拔的年轻学子（其中不乏对传统经义兴趣不大，却痴迷于器械算学的官宦或富商子弟），正围绕着一位工部匠师，听他讲解“洪武贰型”蒸汽机的气缸与活塞密封原理。黑板上，写满了力的分解、压强计算的算式。
“格物之要，在于观测、假设、实验、验证！而非空谈玄理！”那位匠师声音洪亮，“譬如这密封，选用何种材料，加工至何种精度，方能既保证气密，又减少摩擦？此非圣贤书中可得，需一次次动手试出来的！”
学子们听得如痴如醉，有人飞快记录，有人盯着模型苦苦思索。这里弥漫着的，是一种求真、务实、探索未知的空气。
下课后，几位学子聚在一起，兴奋地讨论着刚刚学到的知识。
“若能解决这高压锅炉的难题，‘洪武叁型’的出力必能大增！”
“宋师提及的‘驰铁’规划，若真能建成，自大同至天津，朝发夕至绝非梦想！”
“听闻西洋人有一种‘望远镜’，可窥远月之形，不知我等何时能造出……”
他们的眼中，闪烁着与传统士子截然不同的光芒，那是对改造物质世界、探索自然规律的渴望与自信。
朱雄英在少数随从的陪同下，悄然视察了格致书院。他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站在窗外，静静地看着那些埋头于图纸和算式的年轻面孔，听着他们充满激情的讨论。
陪同的书院山长低声汇报：“殿下，这些学子，虽于经义上或不如国子监生纯熟，然于格物算学一道，天赋与热情极高。假以时日，必能成为工政维新之栋梁。”
朱雄英微微颔首，目光深远：“经义不可废，乃立身之基。然格致之学，更是强国之要。二者本可相辅相成，奈何如今却如水火。”
他深知，国子监内的困惑与格致书院内的热情，代表着帝国思想界正在发生的深刻裂变。旧有的、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在应对由工业革命带来的全新社会现实时，已显得力不从心。而新的、以自然探索和技术应用为核心的知识体系，正在破土而出，急切地寻求其合法性与话语权。
这场“新学”与“旧章”的争鸣，才刚刚开始。它不仅仅是教育体系的竞争，更是两种世界观、两种文明发展路径的碰撞。其胜负，将直接决定大明帝国这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能否获得坚实的思想根基和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决定其究竟是会蜕变为一个真正的近代化强国，还是最终被拖回传统的窠臼。
潜龙之功，于这思想交锋的无声之处，正面临着比技术攻关更为复杂和漫长的考验。朱雄英知道，他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弥合这道裂痕，让圣贤之道与格致之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找到共存共荣的平衡点。而这，或许将是他为这个王朝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