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谨守臣节”落到实处，化解可能的猜忌，李斯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极为注重程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其最核心、也最具象的表现，便是无论大小事务，只要涉及朝政决策、官员任免等重要事项，他必定“事事请示太后与帝”。这并非徒具形式的虚与委蛇，而是一套融入其执政生活每一个环节的精密流程和深刻的政治自觉。
每日天未亮透，丞相府的书房已是灯火通明。李斯习惯于在晨曦微露时批阅第一批从各地呈送的紧急公文。当宫门开启的鼓声传来，他已整理好当日需要面奏的卷宗，更衣整冠，乘轺车直趋禁中。他前往的并非议政的前朝大殿，而是幼帝日常起居和接受启蒙教育的“宣明殿”。此举本身即具深意：他将自己定位为向君主汇报政务的臣子，而非在朝堂上发号施令的权相。
他的汇报绝非简单的告知，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带有引导性质的讲解艺术。每次觐见，他都会携带一份事先精心准备的提要，内容翔实却又重点突出。例如，在涉及某郡郡守人选时，他不会直接说“臣认为当任命甲某”，而是会这样奏报：
“陛下，陇西郡守因病乞骸骨，其职空缺，关乎边郡安稳，需及时补授。依考功司记录与朝臣举荐，现有三人可选。一为现任郡丞乙某，在郡十载，熟悉当地羌汉杂处之情、兵备粮秣之数，此为长处；然其性情偏柔，魄力稍欠，于当前整饬边军、威慑西陲之要务，恐力有不逮。二为兵部郎中丙某，曾于北地郡任县令、郡尉，平盗安民，政绩卓着，以果敢善断闻名，确为干才；然其对陇西具体民情、地理，尚需时日熟悉。三为……”
他会将每个人的家世背景、仕途经历、政绩优劣、性格特点，乃至与朝中各方势力的关联，都剖析得清晰透彻，利弊权衡，一目了然。最后，他总会谦卑地总结：“此三人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究以何人为宜，关乎陇西一郡之治乱安危，牵一发而动全身，臣不敢专断，伏请陛下圣裁。”
在整个奏对过程中，李斯会微微躬身，语调平缓，目光却敏锐地观察着幼帝最细微的表情变化。对于幼帝提出的任何疑问，哪怕是略显稚嫩的问题，他都耐心解答，引经据典，譬喻生动，潜移默化地引导幼帝的思考走向他预设的轨道。通常，幼帝在听完他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后，思路已与李斯暗合，便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那个被层层铺垫凸显出来的最优人选，继而说出：“朕听闻仲父所言，觉得丙某胆识过人，或更能镇抚边郡。仲父以为如何？”
这时，李斯才会面露欣慰、恭敬之色，躬身道：“陛下天资聪颖，明见万里！丙某确为恰当人选，陛下能于三人中独识其才，实乃社稷之福。臣谨遵陛下圣意，即刻草拟任命诏书，命丙某克日赴任陇西郡守。”于是，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便在君圣臣贤的和谐氛围中完成，最终的决策名义上出自皇帝，李斯只是忠诚的执行者。他既贯彻了自己的意图，更在程序上做足了尊重皇权的文章，使任何人都难以指摘。
对于长居深宫的太后，李斯亦不曾有丝毫怠慢。他深知太后虽性情柔顺，不谙朝政，但作为皇帝生母，其在礼法上的地位至关重要，是维系皇室尊严与稳定的重要象征。因此，每逢朔望（初一、十五）之日，或遇有涉及宗室勋贵、后宫事务、祭祀典礼等虽不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却极具象征意义的事项时，李斯必会依礼制，前往太后所居的长乐宫请安禀报。
在太后面前，他的言辞更为简洁，多侧重于事务的礼仪性和对皇室尊严的维护。太后的回应通常是“皇帝年幼，诸事多赖丞相辛劳，便依丞相所议办理”或“此等事，皇帝与丞相商议妥当即可”。尽管太后的意见几乎只是形式，但李斯这套完整的请示流程却数年如一日，从未因对方的“无所作为”而省略或简化。他通过这种持之以恒的尊重，不仅安抚了皇室成员的不安，更向天下昭示了自己对刘氏江山“如履薄冰”的忠诚。
甚至在一些完全在其职权范围内、技术上亦可独断的事务上，李斯也坚持请示，将其发展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政治习惯。譬如，关于武库新式连弩的改进方案、关中水利工程的预算追加、乃至太学博士的遴选标准等专业性强、本可由相关官署直接呈报丞相批复的事项，他都会命有司准备详尽的方案说明，择机向幼帝（有时会同太后）做专题汇报，获得其明确的认可——哪怕这种认可很多时候只是基于对李斯的完全信任。
他力图让年轻的皇帝和深宫的太后始终感受到，帝国这艘巨轮虽然由他这位经验丰富的“舵手”在日夜操劳，把稳方向，但航行的最终目的地与指挥的合法性，始终来源于坐在船首的皇室。他让自己的一切权力运作，都置于皇权的阳光之下，或者说，至少是阳光能够照见的程序之下。
这种极致到近乎刻板的“事事请示”，产生了显着的政治效果。最为重要的是，它极大地安抚了逐渐成长的幼帝。陛下并未因大权暂由丞相代掌而产生强烈的被架空感或逆反心理，反而在李斯这种“引导式教学”般的汇报中，增长了见识，积累了处理复杂政务的初步经验，对这位“仲父”愈发信任依赖。同时，这也如同一面无形的盾牌，有效地抵御了朝野内外可能出现的“权臣欺主”的流言蜚语。在严密的程序正义面前，潜在的批评者很难找到攻击李斯专权跋扈的确凿证据。
当然，李斯绝非真正放弃决策主导权。他通过事前筛选信息、精心准备汇报方案、巧妙引导决策倾向等方式，始终牢牢掌控着实际的主动权。所谓“请示”，在本质上是一种高超的政治仪式，是权力运作的润滑剂和不可或缺的保护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程序的极端恪守，这种将“谨守臣节”从理念转化为日常行为的深刻政治自觉，正是李斯作为成熟政治家的老练与远见所在。他清醒地认识到，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任何的僭越之心和傲慢之态都是取祸之道，唯有保持谦卑的姿态，将自身严格限定于“帝国首席管家”的角色，方能在这暗流汹涌的权力场中，行稳致远，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