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反思，如同滴水穿石，虽缓慢，却实实在在地在李斯那坚硬如铁的心境上，悄然刻下了变化的痕迹。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的颠覆，而是一种从内而外的、细微却不容忽视的松动，是某些根深蒂固观念的微妙调整和坚硬情感的逐渐软化，并清晰地体现在他待人接物的具体方式之中。
首先，体现在他对律法执行的看法上。以往，他坚信律法面前必须绝对平等，且唯有从严从重，方能收杀一儆百之效，维护朝廷的绝对权威。任何触犯律法的行为，在他眼中都是对帝国秩序的挑战，不容任何宽贷。但如今，在审阅各郡县上报的刑事案件卷宗时，他的目光不再仅仅停留在罪名和律条上，而是会不自觉地深入案件背后的具体情由。对于那些因饥寒交迫而偷盗粮米、或因受辱不过而愤起反击的轻罪犯，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毫不犹豫地批下最严厉的刑罚。他会沉吟片刻，笔锋稍顿，更倾向于认可地方官吏依法“酌情”处理的意见，认为给予一线改过自新的机会，或许比单纯的惩罚更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他甚至偶尔会想起自己力主在新《秦律》中加入的那些“考量情理”的条款，当初或许更多是出于现实策略的考量，如今却愈发感到，那冰冷律文背后保留的一丝温度，是何其必要。
其次，体现在他对反对意见的容忍度上。曾经的李斯，对任何挑战其权威或质疑新政的言论都极为敏感，视若寇仇，必以雷霆手段迅速清除，以儆效尤。如今，虽然其底线依旧分明——绝不容忍任何否定现行根本制度的言论，但对于明理学宫内那些学者们围绕经义、古制、治道所展开的激烈辩论，只要不越雷池，他的态度已悄然转变为一种更有耐心的观察和引导。他开始觉得，这种思想上的交锋，只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非但无害，反而可能激发出有益的见解，为朝政提供另一种视角。他似乎朦胧地意识到，彻底扼杀所有异响，或许也同时扼杀了思想的活力与自我更新的可能。
再者，体现在他对自身权势的运用上。他依旧牢牢掌控着丞相权柄，帝国的重大决策仍多出于其手，但在行使这巨大权力的过程中，多了一份以往或许被雄心与紧迫感所掩盖的“克制”。他更加注重程序，重要事务必先交由相关府署合议，再与蒙恬、冯去疾等重臣反复协商，力求在制度框架内达成共识，尽量避免给人以“独断专行”的强烈印象。对于李氏家族的势力扩张，他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警惕，多次严厉告诫子弟门人，须谨言慎行，收敛锋芒，不可倚仗他的权势肆意妄为。这种克制，表面上是对外界日益增长的猜忌与流言的预防，或许，在其内心深处，亦是对权力无限膨胀所带来的腐蚀性的一种本能防范。
甚至，在他与皇帝扶苏的关系上，也似乎渗入了一丝超越纯粹政治算计的情感。他依旧视帝国的稳定为最高目标，扶苏的健康状况直接关乎国本。但现在，他期盼扶苏康复，不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也隐约包含着一份共同推行新政数年以来所积累的、近似于“老臣”对年轻君主的关怀。看到扶苏带病坚持理政，他心中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真切忧虑，这种情感，与他早年辅佐始皇帝时纯粹的利益捆绑，已有了微妙的区别。
这些心境的变化，如春雨润物，细微却深刻。它并未改变李斯作为杰出政治家和铁腕权臣的根本本质，他依然精明、审慎、果决，在必要时依然冷酷。但这悄然发生的变化，却为他那历来冷峻严厉的形象，增添了一抹人性的温度与历经世事变幻后的通达。他依然是那个李斯，但在其灵魂深处，那常年为现实政治而冰封的心湖，似乎因岁月的沉淀与那些深夜惊醒、拷问初衷的噩梦的侵蚀，而悄然裂开了一道缝隙，透出了一丝不同于以往功利计算的光亮。这变化将如涓流汇入他人生的长河，最终会将他引向何方，即便是深谙权谋、洞察人心的李斯自己，在此时此刻，也未能全然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