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皇帝的明确支持和全权委托，李斯开始有条不紊地推行他的“纸张推广三步走”战略。这不仅仅是一项技术革新，更被他视为巩固新政、开启民智、乃至重塑帝国文化根基的重要一环。
第一步，**严守工艺，垄断生产**。他进一步加强了城郊皇家造纸工坊的守卫，所有工匠及其家眷都被集中安置在工坊附近的特定区域，许进不许出，待遇优厚，但行动受到严格限制。核心工艺被分解为数个环节，由不同小组的工匠负责，使得无人能掌握全部技术。腹朜和鲁炆被授予官身，负责整体技术和生产管理，他们对李斯感恩戴德，更是竭尽全力。李斯深知垄断才能保证利益和安全，在初期，必须将这项战略资源牢牢掌控在朝廷手中。
第二步，**官府内部先行，取代简牍**。李斯以丞相府令的形式，下发各级官府，宣布一种名为“**秦纸**”的新式书写材料将逐步应用于官方文书往来。他首先在丞相府、廷尉府、治粟内史等中枢机构进行试点，用纸张抄录副本、起草文书。起初，一些守旧的官员对此颇有微词，习惯了竹简的重量和手感，觉得轻飘飘的纸张“不够庄重”，甚至担心其不易保存。
李斯对此早有预料。他亲自示范，将一份用纸张书写的紧急军报与同样内容的竹简同时封存，派遣信使送往百里外的军营。结果，携带纸卷的信使凭借轻便，快马加鞭，比携带竹简的信使提前了大半日到达。效率的差距一目了然。同时，他命人将一些重要律法条文抄录在优质纸张上，装订成册，分发给高级官员查阅。其便携和清晰程度，远非笨重的竹简可比。
事实胜于雄辩。很快，纸张的便利性便征服了大多数官员。公文往来速度加快，档案存储空间大大节省，查阅资料也变得轻松。从咸阳开始，纸张如同一种无声的潮流，迅速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中蔓延开来，逐步取代着使用了千百年的竹简木牍。朝廷的行政效率，因此得到了切实的提升。
第三步，也是李斯最为看重的，**慢慢地推向民间，开启民智**。在官府应用趋于稳定，工坊产量也有所提升之后，李斯开始了谨慎的尝试。他并未立即将纸张投入自由市场，而是采取了官方专营、定向发放的模式。
他在咸阳设立了第一家官营的“**文书坊**”，专门出售纸张和纸质书籍。购买者需凭身份符牌登记，且主要面向官方认可的学馆、博士官弟子、以及有一定爵位或功名的士人。出售的书籍，也主要是朝廷审定认可的典籍，如部分儒家经典（去除了明显不利于统治的内容）、法家着作、农书、医书以及新编纂的启蒙读物《仓颉篇》、《爰历篇》的纸质版本。
此举立刻在咸阳的士人阶层中引起了轰动。得到一张“秦纸”，拥有一卷纸质书籍，成为一种新的风尚和身份的象征。知识的获取成本，对于这个阶层的人来说，显着降低了。许多寒门出身的博士官弟子，欣喜若狂，他们不再需要耗费巨资购买缣帛或费力地刻写竹简，可以更方便地抄录经典、撰写文章。
李斯甚至授意学官，利用纸张的便利，编纂更为系统、通俗的启蒙教材，开始在咸阳附近的一些官办学堂试用。虽然范围还很小，但这无疑是向着“教化万民”的目标迈出的试探性一步。
洁白柔韧的纸张，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其涟漪正从权力中枢缓缓向外扩散。它首先改变的是信息传递和行政运作的方式，进而开始触及知识传播的层面。帝国的肌体，正在因为这看似微小的变革，而悄然发生着更深层次的变化。一条通往开启民智的道路，虽然依旧狭窄且充满管制，但毕竟，已经被这轻薄却有力的“秦纸”，撬开了一道缝隙。李斯站在文书坊外，看着那些捧着纸质书卷、如获至宝的士子们，心中充满了创造历史的成就感。他知道，自己正在播撒的，是远比权谋和政令更为持久和强大的力量——文明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