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的角逐进入白热化。
夏一鸣砸下的巨额公关费用，开始起作用了。
《好莱坞报道者》上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声音。
一篇颇具分量的评论文章，没有直接比较各位提名者的演技高下，而是别出心裁地讨论了“表演的广度与时代象征意义”。
文章花了大量篇幅分析范彬冰是如何在《饥饿游戏》这部全球现象级的商业巨制中。
将一个被迫成长的少女英雄演绎得既有脆弱感又有磐石般的意志。
认为这种“在庞大商业框架下依然能完成细腻人物弧光”的表演，本身就需要极高的掌控力。
文章末尾，不无深意地提到：“当一位亚裔女演员能够凭借一部非传统奥斯卡口味的商业片获得如此广泛的全球共鸣时。
学院是否应该审视其评选标准的时代适应性？”
与此同时，一些资深影评人在社交媒体和播客上的口风也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他们依然盛赞詹妮弗·劳伦斯的才华横溢，杰西卡·查斯坦的精准控制。
但也会“不经意”地提及范彬冰所带来的“新鲜的、充满力量的银幕形象”。
以及她作为国际影星所代表的“文化桥梁”作用。
这些声音看似客观，实则都经过了“风向标”公关团队精心的策划和引导。
目标直指那些思想相对开明、注重影片全球影响力、或者对韦恩斯坦多年把持奖项有所不满的学院评委。
夏一鸣坐在别墅的露台上，听着乔·德雷克兴奋地汇报这些“积极信号”。
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淡淡道：“继续。
火力不要停，尤其是在演员工会那边。我要让所有犹豫的票，在最后一刻都倒向我们。”
他挂掉电话，看着远处好莱坞山上闪烁的“hoLLYwood”标志，眼神深邃。
他知道，詹妮弗·劳伦斯的表演确实出色，韦恩斯坦的根基也深厚。
他们的背后，同样站着实力雄厚的资本和精于算计的制片公司。
那些人也在砸钱公关，也在运作关系，但他们每一步都带着利益权衡。
评估着投入与回报，计算着奖项带来的票房增益、股价波动和行业地位提升是否足以覆盖那巨额的公关开销。
他们的“力捧”背后，是一套复杂的利益公式，情感因素被压缩到最低。
“但我跟他们不一样。”夏一鸣对着窗外的璀璨灯火，低声自语。
“在他们那里，演员是资产，奖项是估值工具。可在我这儿……”
他眼前浮现出范彬冰在镜头前或哭或笑的模样。
想起她为了一个镜头反复琢磨的认真，想起她在孩子们面前柔软的神情。
更想起她内心深处对表演那份纯粹的热爱与追求。
“在我这儿，范彬冰首先是我老婆，然后才是演员。”
他眼神里的算计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她想站上那个台子，我就给她搭最稳的梯子，铺最红的地毯。
钱？不过是让梯子更结实、地毯更长的工具罢了。”
其他资本在衡量“值不值”，而他夏一鸣，只在乎“她要不要”。
这其中的差别，带来的能量级是天壤之别的。
当别人还在斟酌着投放多少资源“性价比”最高时，他已经可以毫不犹豫地祭出“饱和式攻击”，用远超常规的预算去碾压那些精密的算计。
韦恩斯坦是地头蛇不假，但地头蛇也会评估对手的疯狂程度。
当一个对手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甚至不在乎成本收益，只为了一个明确到偏执的目标时，那种压迫感是完全不同的。
想到这里，夏一鸣反而放松下来。
他拿起手机，给范彬冰发了条信息，内容与奥斯卡无关：
“老婆，刚跟乔开完会。这边月亮没家里的圆，糖糖秋秋今天乖不乖？想你。”
几乎是在夏一鸣这条信息发出的同时，好莱坞某个私人俱乐部里，韦恩斯坦正与几个核心幕僚密谈。气氛有些凝重。
“哈维，那个华国人，夏，他的投入……有点超出我们的预估。”
一个幕僚皱着眉，“‘风向标’团队几乎把所有资源都倾斜到了最佳女主角上。
他们在媒体、评委午餐会、甚至一些工会内部活动的渗透力度，非常……激进。而且似乎完全不计成本。”
韦恩斯坦，这位以强悍手腕和深厚人脉着称的奥斯卡推手，抿了一口酒，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
“詹妮弗的表演是无可争议的，我们前期的声势也足够。
一个凭借商业片入围的亚洲女演员，根基太浅。”
“话是这么说，”另一个幕僚补充道，“但夏的资金似乎没有上限。他正在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砸钱来弥补时间和人脉上的不足。这打乱了很多原有的平衡。
一些原本态度模糊的评委，现在收到的‘信息’和‘关怀’密度大增。
我们虽然也在做，但……我们的预算是有框架的，要考虑整个颁奖季和公司其他项目。而他，看起来只专注于这一件事。”
韦恩斯坦放下酒杯，手指在光滑的桌面上轻轻敲击。
他经历过无数颁奖季的厮杀，见过各种手段。
但像夏一鸣这样，为一个奖项如此孤注一掷、仿佛背后有印钞机支持的金主，确实不多见。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奖项竞争，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资本任性的展示。
“继续巩固我们的基本盘，”韦恩斯坦最终沉声道，“盯紧那些关键的摇摆票。
至于那个华国人……他愿意烧钱就让他烧。
奥斯卡，不是只靠钱就能砸开的。不过，”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精光。
“适当的时候，可以‘提醒’一下学院里的老朋友。
过度的、目的性太强的外部资本介入，可能会损害奖项的……公信力。”
一场围绕着小金人的暗战，因为夏一鸣这种“不讲道理”的投入方式，正变得愈发微妙和复杂。
但他相信，在足够强大的资本力量和精准的舆论引导下，所谓的“艺术共识”是可以被影响，甚至被扭曲的。
他要的，就是在这场游戏中，成为那个最大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