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这个村庄叫石洼子，离王蓉老家不到两百公里，但地貌已从平原过渡到丘陵。她来这里是因为一篇硕士论文中提到该村留守妇女自发组织的刺绣合作社——她想看看，在官方扶持和市场介入之间，这些女性的自主性能走多远。
合作社在一间废弃小学的教室里。王蓉到达时，七八个妇女正围坐绣架，低头赶制一批出口日本的茶席。负责人姓刘，四十出头，说话干脆：我们按件计酬，花样自己设计，村里统一收，卖给外贸公司。
看起来是个成功案例。王蓉拍照、访谈、记录，妇女们起初拘谨，聊开后话多了起来。一个叫翠琴的说：以前在家绣，顶多换个油盐钱。现在一个月能挣一千多，腰杆硬了。
丈夫们支持吗？
妇女们互相看看，笑了。一开始嫌我们耽误家里活。翠琴说，后来见真能挣钱，就不吭声了。
下午，王蓉想看看她们的家庭环境。翠琴热情邀请她去家里坐坐。土坯房收拾得干净，堂屋墙上贴着孩子的奖状，柜子上摆着台小电视机——是翠琴用刺绣收入买的。
就为这个，我婆婆念叨了半个月，说女人挣钱烧包。翠琴倒水，手腕上露出一道淡疤，我男人倒是没说什么，就是酒喝多了会骂，说我心野了。
聊到傍晚，院外忽然传来吵嚷声。翠琴脸色一变，还没起身，门就被踹开了。三个男人闯进来，满身酒气，为首的矮壮男人指着王蓉：你就是那个省城来的记者？
我是做研究的……
研究个屁！男人唾沫星子飞溅，就是你们这种人，整天教女人这那的！我媳妇本来好好的，现在天天往合作社跑，饭都不好好做！
翠琴挡在王蓉身前：二柱你发什么疯！这是我客人！
客人？我看是祸害！二柱一把推开翠琴，抓住王蓉的背包，把你拍的东西交出来！
拉扯间，背包带子断了，笔记本、录音笔、相机散落一地。王蓉去捡，被另一个男人踢开。翠琴扑上去抱住那人的腿：你们疯了！这是犯法的！
在石洼子，老子就是法！二柱捡起相机，狠狠摔在地上。塑料外壳迸裂。
王蓉浑身发抖，但强迫自己冷静：这位大哥，我只是做学术研究，对大家没有恶意。
学术？我看你就是想写我们穷，写我们落后，好让你们城里人看笑话！二柱的脸涨得通红，我告诉你，我们村的事，轮不到外人说三道四！
门外已围了不少村民，议论纷纷。有人劝：二柱，算了吧，人家是大学生。有人附和：就是，这些读书人最会颠倒是非。
翠琴的婆婆也来了，指着翠琴骂：都是你惹的事！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搞什么合作社，现在把祸害招家里来了！
王蓉蹲下身，慢慢收拾散落的东西。笔记本被踩脏了，录音笔的电池盖掉了，相机彻底坏了——里面有这三天的照片和录音。她感到一种深重的无力：这些天小心翼翼建立的信任，在一个醉汉的怒火前不堪一击。
滚！二柱吼道，再让我看见你在村里转悠，打断你的腿！
翠琴送王蓉到村口，一路抹眼泪：对不住，真的对不住……二柱他平时不这样，就是听信了村里闲话，说你们这些调查的，会把我们村写成贫困典型，影响上面拨的扶贫款。
有人这么说？
嗯。村主任的小舅子在镇上说的。翠琴擦擦眼睛，王老师，你赶紧走吧，二柱他……真做得出来。
天色已暗，最后一班去县城的车早没了。王蓉站在尘土飞扬的路口，背包坏了，只能抱着东西。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她给周文发了定位和简况：田野点出事了，被村民驱赶，相机被砸。
周文几乎秒回：定位发我。别动，我找人接你。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山风渐起，远处村庄亮起零星灯火。王蓉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抱着破损的装备，第一次认真思考这次田野调查的风险。以前读民族志，总看到研究者身份困境、田野伦理冲突，但那些都是纸上概念。直到此刻，当一个愤怒的男人把她的相机摔在地上，她才真切体会到：研究不是置身事外的观察，是介入，而介入必然引发反应。
一小时后，两辆摩托车驶来。是周文，还带着一个当地口音的中年人。周文跳下车，上下打量她：受伤没？
没有。王蓉鼻子一酸，强忍着，你怎么来得这么快？
我就在邻县做调研，收到你消息就找当地朋友帮忙。周文介绍中年人，这是李哥，县文化馆的，跟这边熟。
李哥跟村里通了电话，眉头紧锁。二柱那混球，又灌黄汤闹事。王老师，今晚先去镇上住，明天我带你来处理这事。
回镇上的路上，王蓉坐在周文摩托车后座，夜风很冷，她下意识抓住他的衣角。
吓到了！周文在前头问。
有点。她老实说，更多是……难过。我以为自己在做对她们有益的事，但在有些人眼里，我是破坏者。
田野就是这样。周文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你以为你在记录，其实你在扰动。你以为你是客人，其实你是变量。关键是怎么在扰动后，还能继续对话。
镇上的招待所条件简陋，但干净。周文帮王蓉检查设备：相机彻底报废，录音笔还能用，笔记本脏了但内容还在。李哥买了热粥和包子送来：先吃点，压压惊。
深夜，王蓉躺在床上，白天那一幕在眼前反复播放。二柱愤怒的脸，翠琴愧疚的泪，围观众人复杂的眼神。她忽然想到：二柱的愤怒，是不是也是一种被边缘者的呐喊？当外界的研究者、记者、官员不断涌入，把他们的生活当作样本时，他们的主体感在哪里？
手机亮起，是翠琴发来的短信：王老师，对不住。二柱酒醒了，也后悔了。他说相机他赔。我们合作社的姐妹都想继续跟你聊，你能再来吗？
王蓉盯着这条消息，很久才回复：告诉二柱哥，相机不用赔。但我有个请求：我想听听他为什么生气。不是作为研究者，就是作为……一个想理解的人。
回复很快来了：他说好。
窗外，镇子已沉入睡眠。王蓉打开录音笔——居然还能工作。她按下录音键，对着小小的麦克风说：
田野调查第四天，遭遇第一次人身威胁。反思：1. 研究者的‘善意’可能被当地权力机构解读为威胁；2. 女性的经济赋权必然触动既有家庭权力关系，可能引发反弹；3. 我的安全预案严重不足；4. 但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沉默的另一面——不是被动承受，是主动的、愤怒的、扭曲的表达。二柱的暴力，是他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恐惧和失控。
她停下，想起离开石洼子时，村口一个老太太悄悄塞给她两个煮鸡蛋，小声说：姑娘，别怪他们，他们怕。
怕什么？怕改变，怕被观看，怕在别人的叙事里失去自己的故事。
录音笔的红灯还在闪烁。王蓉轻声补充：明天我会回去。不是为研究，是为对话。因为打破沉默，需要先听见沉默背后的恐惧。
她关掉录音笔，黑暗中，窗外远远传来狗吠声。这个夜晚，石洼子的许多人大概也睡不着——翠琴，二柱，合作社的妇女们，还有那些围观的人。
而几百公里外，她的姐姐王玲，今晚又睡在哪里？是否也曾遭遇这样的愤怒和驱赶？
王蓉闭上眼睛。田野不再是浪漫的想象，它露出坚硬的、粗糙的、有时危险的质地。但正是这质地，让那些纸上谈兵的结构分析，终于长出了血肉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