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档案馆的库房比编修室更冷。
王蓉裹紧外套，看着管理员从铁皮柜深处搬出三册用牛皮纸包裹的账簿。纸张边缘已脆化，像风干的落叶。
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一，向阳公社第三生产大队的工分总账。管理员吹了吹灰尘，只能在这里看，不能拍照，抄录要登记。
账本摊开在铺着绿绒布的阅览桌上。
王蓉戴上白棉布手套，指尖触到纸页的瞬间，一股时间的凉意顺着神经爬上来。
最初的几页是端正的钢笔字。
王保国，男，整劳力，十月出工二十八天，日工分十分，合计二百八十分。
李建军，男，整劳力，十月出工三十天，日工分十分，合计三百分。
名字整齐排列，性别、劳力等级、出勤天数、日工分值、总分，五项构成一个劳动者的全部档案。
她翻得很快，目光在性别栏扫过。
连续二十几页，几乎全是男。
直到翻到十一月的附录页，字迹开始潦草，纸张也换成更粗糙的黄色土纸。
在页面最下方，出现一小块拥挤的记录：
李氏（王保国家），女，半劳力，十月出工十五天，日工分六分，合计九十分。
张氏（李建国家），女，半劳力，十月出工十二天，日工分六分，合计七十二分。
赵秀英（寡妇），女，半劳力，十月出工十八天，日工分六分，合计一百零八分。
王蓉的呼吸放慢了。
她抽出笔记本，画了一张简单的表格。
横向是月份，纵向是姓名、性别、劳力等级、日工分、出勤天数、总工分。然后开始逐页抄录。
数字逐渐堆积出令人窒息的规律。
第一，女性几乎从未作为独立个体出现。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记录，姓名栏写的是某某氏，括号里标注所属家庭。那个括号像一枚小小的镣铐，把女人锁在男人的名字之后。即便是少数有全名的女性——如赵秀英——也必定附带身份标签：寡妇。
第二，性别直接决定劳力等级。
所有男性，只要成年，清一色整劳力。
所有女性，无论年龄，几乎全是半劳力。偶有整劳力评价的，只出现在二十岁以下的未婚女子中，且一旦结婚，下一季的账本上必定降为半劳力。
第三，工分价值系统性的差异。
男性整劳力，日工分十分。
女性半劳力，日工分六分——正好是男性的百分之六十。
王蓉用笔尖点着这组数字，忽然想起张教授在课堂上讲过的话：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往往就藏在最枯燥的数字分类里。六成，这个比例不是偶然，它传递的潜台词是：女人的劳动价值，天生就只有男人的六成。
她继续翻。
一九七零年的账本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李明珍（王建国家），女，半劳力，三月出工二十二天，日工分六分，合计一百三十二分。
王蓉的手指停在母亲的名字上。
二十二天。那个月有三十一天，也就是说，母亲出工了二十二天。她迅速往前翻找父亲王建国同月的记录：王建国，男，整劳力，三月出工三十天，日工分十分，合计三百分。
母亲出工二十二天，父亲三十天。
那空缺的九天去哪里了？
王蓉闭上眼睛，想象一九七零年三月的北方农村。春寒料峭，土地开始解冻。生产队要送肥、整地、准备春播。一个年轻妇女——那时母亲应该还不到二十岁——请了九天假。这是什么原因？生病？不可能，小兵是不敢请假的。回娘家？但外婆家就在邻村，不需要九天。
她忽然明白了。
那应该是月经期。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经期叠加了严重的痛经或不适。村里的女人私下流传着经验：实在撑不住时，就去找妇女队长说一声。没有病假条，没有正式记录，只是在工分账上少几天出勤，少几分收入。而男人，除非重病，否则不会因为身体周期性原因缺席劳动。
母亲从未提过这些。
她只说过：那时候干活苦，但大家都一样。
王蓉继续往下抄录。
一九七一年夏收的账页上，出现了一个刺眼的记录：
王氏（李二狗家），女，半劳力，七月出工零天，日工分零分，合计零分。
备注栏有一行小字：产期。
整整一个月，零工分。
王蓉迅速查找这个李二狗的同期记录：出工三十一天，满分。
她往后翻了一个月，找到王氏八月的记录：出工五天，日工分六分，合计三十分。备注：产后，半休。
五天后，九月记录：出工二十天，恢复正常。
王蓉在笔记本边缘快速计算：
七月零收入，八月仅三十工分（约合三角钱），九月恢复但仍有十天缺席。假设生产队年终按工分分粮，这个家庭将面临严重的缺口。而这一切，仅仅因为家庭中的女性完成了一次生育。
她感到胃部一阵紧缩。
这不是个案。她连续发现五例类似的产期零工分记录，时间分布在不同年份，模式完全一致：女性生育当月零工分，次月极低工分，第三个月基本恢复。没有任何补贴，没有任何照顾性工分，仿佛生育是一项纯粹的个人事务，与集体劳动无关。
而所有这些女性的丈夫，在妻子生育当月，无一例外全勤。
窗外的光线渐渐斜了。
王蓉揉揉酸涩的眼睛，看着桌上摊开的账本和写满的笔记本。数字是冰冷的，但冰冷的数字拼凑出的，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女性被系统性地低估、被隐形、被捆绑的一生。
她忽然想起祖母。
那个小脚女人，连半劳力都评不上，只能在家庭内部从事无酬劳动。她的名字，可能从未出现在任何官方账册上。
电话在口袋里震动。
是周文。
怎么样？档案里挖出宝藏没？他的声音明亮，带着实验室里特有的背景音。
王蓉走到走廊，压低声音：在看工分账本。触目惊心。
怎么说？
女性劳动被系统性低估。日工分只有男性的六成，出勤记录里隐藏着月经期、产期的缺失，但没有任何补偿机制。还有，绝大多数女性不以全名出现，而是某某氏。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在看的是经济账本，但它记录的是权力关系。周文的声音严肃起来，工分制号称按劳分配，但劳的定义权掌握在谁手里？谁来决定什么样的劳动值十分，什么样的只值六分？又是谁来决定，生育不算劳动？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王蓉靠着冰冷的墙壁，这些数字背后有一整套观念：男人的体力劳动是正经劳动，女人的家务、生育是自然义务。所以前者有价，后者无价——或者说，价格为零。
福柯说的，权力生产知识。周文说，这套工分体系生产了一套知识：女性的劳动价值天生较低。而这套知识又反过来巩固权力结构。
王蓉望向窗外。县城的街道上，几个中年妇女正蹲在路边卖菜。
但周文，我坐在这里分析权力结构时，我母亲——李明珍——她的名字就躺在这本账册里。她真实地损失了那些工分，真实地度过了那些忍着腹痛下地的日子。理论能解释这一切，但理论能偿还她吗？
电话里传来一声叹息。
不能。理论不能偿还任何人。但理论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让后来的人问一句：凭什么？
挂断电话后，王蓉没有立刻回到阅览桌。
她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看着自己的影子被夕阳拉长。
回到桌前，她翻开最后一本账册——一九七二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夜。
在最后一页的角落，她看到一行用铅笔写的、几乎被擦掉的小字：
今日决算，赵秀英户缺口粮一百二十斤。其自言：明年让闺女也下地，挣足工分。
王蓉的目光停在闺女两个字上。
那个没有在账本上留下名字的女孩，后来怎么样了？
她真的下地了吗？挣足工分了吗？
还是像母亲李明珍一样，像姐姐王玲一样，像千千万万个名字被写在括号里、工分被打折的女性一样，走入另一套看似不同、实则同构的评估体系？
管理员来提醒闭馆时间。
王蓉仔细包好账本，归还，在借阅登记表上签下名字和时间。
走出档案馆时，县城已经华灯初上。
她抱着笔记本，觉得怀里沉甸甸的——不是纸的重量，是无数个六分、无数个零天、无数个括号里的人生重量。
回到招待所房间，她摊开笔记本，在今日记录的末尾写下：
史料中的沉默，首先体现为名字的消失（某某氏），其次体现为价值的折扣（60%），最终体现为生命经验的彻底隐形（产期=零）。但沉默并非无声，它只是被编码在另一套语法里。今天的任务：破译这套语法。从‘工分后的女性名字’开始。
写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又加上一行：
母亲李明珍，一九七零年三月，出工二十二天。那缺失的九天，我听见了。
窗外传来夜市摊贩的叫卖声，鲜活、嘈杂、充满生存的韧性。
王蓉关上笔记本，决定明天继续。
她要找出更多名字，听见更多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