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温称帝，王建也不甘寂寞紧随其后在光化四年春称帝建国。可是前脚称帝，后脚朱温就被被钱镠驱赶至陇西了，王建所建立的蜀国，便如同置身于一片巨大而沉默的阴影之下。东面、北面，那个名为“大夏”的新兴帝国，如同一头蛰伏的巨兽，虽暂时休憩，其凛凛威势却无时无刻不透过巴山蜀水，压在成都每一个人的心头。
或许正是这外部的巨大压力，加剧了王建的焦虑与多疑。称帝之后，他非但未能励精图治，反而更深地陷入了历代开国君主难以走出的历史沉疴——猜忌功臣，屠戮宿将。
首当其冲的，便是战功赫赫、在军中威望极高的王宗涤（原名华洪）。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赐死，成了蜀国将帅心中一道无法愈合的裂痕。紧接着，那些以王总佶、唐道袭为代表曾追随王建浴血奋战、自恃功高的老臣旧将，如秋后被收割的庄稼，被王建挨个清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昔日共创基业的袍泽之情，荡然无存。
甚至连太子王元膺也未能幸免。这位太子虽相貌丑陋，性情暴戾嗜杀，但其政治才能与狠辣手段，本可成为守成之君。然而，在诡谲的宫廷斗争中，他也成了父亲猜忌下的牺牲品，最终血溅东宫。
一连串的清洗，使得蜀国朝堂一片混乱，军政体系元气大伤。而就在这人心惶惶之际，后宫的影响开始凸显。深受王建宠幸的花蕊夫人，凭借枕边风，不断吹嘘幼子王宗衍的聪慧伶俐。年迈昏聩的王建，在美色的蛊惑下，竟真的动了易储之心。
至德四年秋，蜀王宫内张灯结彩，举行隆重的册封大典。年仅八岁的王宗衍，被正式立为太子。看着年幼的爱子身着储君冠服，老迈的王建心中充满了“帝国后继有人”的欣慰与喜悦，在典礼后的宴席上开怀畅饮，不觉多喝了几杯。
夜色渐深，醉意醺然的王建被宦官搀扶着，早早回到了寝宫。伺候他饮下醒酒汤的，是几个贴身多年的老宦官。其中一人，名叫崔道乾，平素沉默寡言，做事谨小慎微，深得王建信任。
然而，无人知晓，在崔道乾那卑微顺从的外表下，藏着一颗被恩义与仇恨反复灼烧的心。多年前，他还只是个犯了小错、即将被处死的小内侍，是当时虽性情暴戾却偶发善心的王元膺路过，一句“杀之无用，留着他扫地吧”，救了他一命。这份恩情，崔道乾深藏心底，从未或忘。后来王元膺贵为太子，他自觉报恩无门，只能将这份感激埋藏。直到王元膺被废杀，他知道，一切的根源，都源于龙榻上那个猜忌刻薄的老人——王建。
复仇的种子，在那一刻悄然萌发。他隐忍等待，如同暗夜中的毒蛇，终于等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王建醉酒，身边守卫松懈。
当那碗温热醒酒汤端到唇边时，崔道乾的手指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一丝无色无味的剧毒，已混入汤中。他看着王建毫无防备地饮下，心中默念：“太子殿下，老奴今日，为您报仇了！”
不过片刻，王建便感到腹中如刀绞般剧痛，他瞪大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伺候了自己多年的老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响，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一代枭雄，未曾马革裹尸，也未寿终正寝，竟如此憋屈地毙命于深宫宦竖之手。
一夜之间，蜀国的喜事变成了国丧。偌大的王宫，白幡取代了红绸，哀乐驱散了喜气。
在母亲（花蕊夫人）及背后外戚势力的操控下，年仅八岁的太子王宗衍，更名为王衍，在一片混乱与悲戚中，于王建灵前匆匆继位。
一个八岁的孩童，如何能驾驭得了这内忧外患的庞大帝国？主少国疑，母后干政，外戚专权，加之王建晚年大清洗造成的将帅离心、朝堂空悬……曾经固若金汤、富庶安乐的三川之地，此刻已是从内部开始腐朽的危楼。
王建暴毙的消息，如同投入死水潭的巨石，在看似平静的蜀国境内激起了滔天巨浪。主少国疑，给了那些被压抑已久的力量以挣脱束缚的借口。
最大的变数，来自王建另外两个年长且拥有实权的儿子——坐镇北疆重镇兴元的王宗杰，与掌控东南门户果州的王宗辂。此二人皆是曾有望问鼎太子之位的人选，只因王建最终选择了幼子，他们才被“发配”出中枢，名为镇守一方，实为远离权力中心。
若王建尚在，凭借其积威，无人敢动。可他一死，那看似牢固的枷锁瞬间崩解。王宗杰与王宗辂几乎同时看到了那至尊之位的诱人光芒。两人迅速互通书信，虽各怀鬼胎，却达成了脆弱的同盟协议：谁先攻入成都，谁便为蜀国新帝！
一时间，兴元与果州两地，尽起镇军，打出“清君侧，靖国难”的旗号，浩浩荡荡向成都杀去。王宗杰自北而下，经利州、剑州；王宗辂自东而西，过渠州、遂州。他们沿途招降纳叛，许以高官厚禄，那些对成都小朝廷不满的地方将领、被王建打压的旧部、乃至啸聚山林的豪强，纷纷景从。两支叛军如同滚雪球般迅速膨胀，至德五年春，竟各自拥兵近十万，号称二十万大军，对成都形成了钳形攻势。
此时的成都小朝廷，确实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周边直辖地区，能调动的禁军与镇兵，满打满算不过五六万人。面对两个方向扑来的二十万大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态势，都处于绝对劣势。
然而，王建毕竟是一代枭雄，留下的军事底蕴非同小可。他一手打造的禁军核心以及忠于王室的部分镇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王宗翰、王总弼等几位宿将的指挥下，依托绵州、梓州等地的险要地形和坚固城防，进行了殊死抵抗。
一场席卷大半个蜀中的惨烈内战，就此爆发。
战场主要集中在金牛道（北线）和涪江水道（东线）沿线。蜀中的锦绣河山，瞬间化为修罗战场。
在绵竹关，王宗杰的叛军日夜猛攻，守军血战一月，尸积如山，关墙几度易手。
在梓州城下，王宗辂大军连营数十里，采用穴地、火攻等多种方式攻城，城内守军与百姓协力，拆屋为薪，煮粪为金汁，苦苦支撑。
双方在广阔的田野、丘陵地带反复拉锯，你今天攻占一县，我明日夺回一镇。投降、反正、再叛……混乱不堪。
最苦的，莫过于蜀地百姓。三支军队在此拉锯，征粮、拉夫、劫掠、屠城……无所不用其极。刚刚安稳了没几年的天府之国，再次陷入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境。田园荒芜，市井萧条，易子而食的惨剧时有发生。无数百姓或死于兵燹，或逃入深山，蜀地元气大伤。
这场残酷的内战，从至德五年春，一直持续到至德七年末，打了近三年。
战争的转折，在于资源的消耗和内部的稳固。成都朝廷虽然初期兵力劣势，但控制着最为富庶的成都平原核心区，以及国库储备，在持久消耗战中逐渐显现出后勤优势。而且，他们奉着“正统”旗号，在政治上具有一定号召力。
反观王宗杰和王宗辂，虽然初期势大，但毕竟是反叛，名不正言不顺。其麾下部队鱼龙混杂，各怀异志，一旦战事不顺，劫掠所得不足以维系，内部矛盾便开始激化。加之两人之间也存在竞争，无法真正做到协同作战。
至德七年夏，成都朝廷在稳住了东线王宗辂的攻势后，集中精锐，由名将王宗弼率领，在北线发起反击。经过一系列激战，终于将王宗杰的叛军主力击溃，将其残部逼退至剑门关以外的剑州一带，依靠天险负隅顽抗。
东线的王宗辂则更为凄惨。在长期的消耗战中，他的地盘不断缩小，兵员、粮秣补给困难。至德七年底，成都朝廷大军东进，连克数城，王宗辂一败再败，最终只剩下合州以东的狭小地域，民少兵寡，已是苟延残喘。
至德八年春，当大夏王朝在钱镠治下呈现出一片国泰民安、驰道纵横的盛世景象时，曾经富庶的蜀中大地，却已是满目疮痍。三股势力（成都朝廷、退守剑州的王宗杰、困守合州以东的王宗辂）依然对峙，但大规模的会战已经停止，转而进入一种疲惫的僵持状态。
成都小朝廷虽然取得了优势，但自身也元气大伤，国库空虚，军力疲敝，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清剿行动，只能勉强维持着对核心区域的统治。
这场持续近三年的同室操戈，几乎耗尽了王建时代积累的所有国力。昔日“二十万带甲”的强蜀，如今已是外强中干，内部四分五裂，民生凋敝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