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役的胜负，早被炮口喷出的火光写定。当开花弹在敌军阵列中开出血花，当火药包将云梯炸成齑粉，冷兵器时代的勇气与忠诚，终究抵不过工业文明浇筑的城墙与火炮——那些在炮管里燃烧的火药，烧的不仅是硫磺与硝石，更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三更，子时（23:00-01:00）初刻。
江州刺史李应武率领五千江州百姓军到达钟家村布下天罗地网，林积容恢复钟家村以及江南制造总局外围据点的布防，等待天亮打扫战场。
林积容并不急于立即清理战场，她也并不担心徐知谏等人逃脱。钟鹏举曾明确表示，除了徐温之外，其他人皆可放过。即便是攻占其他国家或政权，除非是那些不得民心的统治者，对于并无太大罪孽的统治者，仍可给予他们一条生路。
钟飞国对徐知谏的中军打了十几炮就收手，徐知谏众叛亲离，他自己换装潜逃。
第二百一十二日
卯时（05:00-07:00）
日出，太阳初升，人们开始晨起。
徐知谏剩下的近万名被打得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士兵，终于选择了放下手中的武器，默默地聚集在一起，静静地等待着敌方的收编。那一份《告全体将士书》在前，等着领银两不香吗？在这场大势已去的战斗中，谁还愿意继续为徐温父子进行毫无意义的顽固抵抗呢？钟鹏举军队强大海陆炮火如同一记重锤，敲击在每个士兵的心头，让他们深刻意识到，继续抵抗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带来更多的伤亡和痛苦。因此，他们选择了放下武器，接受现实，等待命运的安排。
林积容和组长钟良泉正在按规定发放银两。
突然前面传来一阵阵喧哗声，只见数百个徐温军押着一个人走过来。
徐知谏一身火头军粗布短褐，腰间还沾着灶间油污，原本束发的玉簪换成了草绳，几缕乱发贴在汗湿的额角。他被两名甲士反剪双臂押回，粗布裤腿沾满泥污，膝盖处磨出破洞，露出渗血的擦伤——想来是潜逃时慌不择路摔了跤。
甲士将他按跪在地，他抬头时，眼底还残留着惊惶，下颌的胡茬冒出青茬，哪还有半分往日公子模样。火头军服饰的领口歪斜，露出脖颈处被荆棘划破的血痕，他喘着粗气，嘴角却紧抿，望着前方的眼神里，藏着不甘与一丝未散的慌乱。
原来这数百中央禁军和黑云都协助打扫战场时，是他们在一个灌木丛里找到躲在那里的徐知谏。
最后这数百人个个都要跟随过来。
林积容仔细地清点了一下在场的人数，确认无误后，发现总共有整整六百六十人。面对这一大群人，她决定将那一万两白银平均分配给大家。林积容为人豪爽大方，毫不犹豫地决定，干脆每个人都赏赐二十两银子。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得到了应有的奖赏，现场顿时洋溢着一片欢声笑语，大家无不感到心满意足，皆大欢喜。
那些归顺的徐温兵们，个个脸上洋溢着愉悦的笑容，心情格外舒畅。他们感受到了林积容的慷慨与诚意，心中对这位首领的敬意和信任也随之加深，整个队伍的士气也因此大振。
韩立率领他的两百亲卫最终也未能逃出去。
林积容经过认真甄别把的确想留下来的五万五千人安置好，其他的（包含韩立和林动两位都指挥使都）都按规定发放银两遣散回乡，用一般的运输船（为安全起见，不安排军舰，害怕被劫持和拦截）把他们送到升州（今江苏南京）、润州（今江苏镇江）和广陵（今江苏扬州）等地。
这一场激烈的战役，从根本上彻底动摇了徐温稳固的权力根基。他最为信赖的嫡系私军——黑云都，原本拥有精兵强将共计1万人，如今却已在这场战火中化为乌有，灰飞烟灭，不复存在。而另一支嫡系部队，以长枪着称的长枪效节都，原本兵力高达2万人，也在此次交锋中遭受重创，损失了整整5000人，元气大伤。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中央禁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左龙武军原本拥有3万人的强大兵力，却在此次战役中被敌方消灭了一半，损失惨重。此外，江淮地区那些一直忠于徐温的亲信地方节度使所率领的军队，也在此次战乱中损失了多达5万人马，使得徐温在地方上的势力大幅削弱。
第二百一十三日
卯时（05:00-07:00）。
在钟鹏举的水陆大军抵达西陵峡西段归州（今湖北秭归）外围。
前日，吴越王钱镠派遣其子钱传瓘率领三万士卒，气势汹汹地向杨吴的常州发起进攻。杨吴方面，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徐温亲自率领众将前往抵御，指挥常州防御战全局。
双方军队在无锡狭路相逢，一场决定胜负的大战正式拉开帷幕。此刻徐温十分焦灼。连日以来的紧张局势让他心力交瘁，提心吊胆，难以安寝。两线作战的巨大压力使他左右为难，顾此失彼，深感力不从心。他心中充满了忧虑和不安，担心自己多年积累的家底和势力，将在这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消耗殆尽，最终落得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在918年杨吴与钟鹏举的地缘博弈中，权臣徐温对钟鹏举的四次谋害与攻打均以失败告终——每一次失败都如同砝码，不断压垮徐温的战略理性。当得知钟鹏举亲率主力远征前蜀，而后方仅留少量守军驻守钟家村江南制造总局时，他不顾麾下谋士“稳扎稳打”的劝谏，强行集结杨吴几乎全部机动兵力（八万大军，占杨吴机动总兵力的60%），孤注一掷地扑向钟家村。
四日后，当徐温征讨钟鹏举江南制造总局的败讯传回到常州，徐温长叹一声，向后倒地。当然不少国家也收到了关于徐温打内战兵败的情报。八万大军最后只放回两三千人。
徐温身边的幕僚一片哀鸣。他们经过详细分析，认为其行为本质是“长期挫败积累下的赌徒式失控”，核心心理可拆解为四个方面：
一、心理基础：四次失败催生的生存焦虑+执念扭曲。
徐温对钟鹏举的恐惧，早已从“权臣权力制衡”升华为“个人生存危机”，五次失败的记忆不断强化他的非理性认知：
挫败感逐渐累积成“认知偏差”：第一次谋害钟鹏举（深夜回村时被偷袭）失败后，徐温尚视之为“偶然”；第二次联合江州世家和饶州刺史突袭钟家村，却被钟鹏举的战船击毁饶州一百三十艘战船，损兵五万，他开始意识到钟鹏举的水师优势；第三次派遣死士夜袭钟家村医院，第四次死士袭击钟鹏举旗舰，他才惊觉对方军工能力的恐怖；第五次试图借助刘信及讨伐虔州军队之手杀害钟鹏举，反折损一万人马，还被钟鹏举连夺吉州和虔州，钟鹏举更是借抗疫之功，被民间封神——五次失败使他陷入“越输越怕，越怕越急”的恶性循环，认定“只要钟鹏举活着，自己的势力迟早会被吞并”，而忽略了钟鹏举此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远征前蜀，并无即刻攻吴的计划。
2.钟鹏举的“技术威慑”转变为徐温的“心理压迫”。江南制造总局的存在，成为徐温的心腹大患——他曾派遣细作潜入钟家村，探得对方每月生产各式火炮500门、钢铁战舰及各类船舶100艘，且正在试制“线膛枪炮”（由滑膛管枪炮向线膛管枪炮过渡）。更为神秘的是，发动机厂和飞行器厂的保密措施极为严密，连只蚊虫都难以飞入。
这种“对手实力持续增强”的现实，令徐温心生“再拖延便错失良机”的恐慌：918年钟鹏举远征前，制造总局已储备1000门精钢炮、130艘钢铁战船。若待其远征归来，再整合前蜀的战利品（如每年数百万两白银的财税、战马、金银铜铁铅锡盐矿），杨吴将彻底丧失抗衡之力。这种“时间紧迫”的焦虑情绪，为后续的赌徒式决策埋下了伏笔。
二、失控触发：“远征窗口期”被误判为“唯一翻盘机会”。
钟鹏举亲率6万主力（六十艘军舰）远征荆南和（前）蜀，给了徐温“趁虚而入”的错觉，而这一错觉瞬间点燃他积压的焦虑，使其从“战略考量”转向“赌徒式冒险”.
1.将“局部空窗”误判为“全局漏洞”。徐温通过细作得知钟家村仅留1万守军，便认定“制造总局是钟鹏举的死穴，此时打最易得手”，却刻意忽略两个关键风险：一是制造总局的防御体系（外围有2道钢筋混凝土城墙，墙上架设有两百门火炮，且有60艘钢铁战舰留守总部基地），二是钟鹏举的招募兵员的速度（钟鹏举新政使广大老百姓受惠，军队待遇高，老百姓和流民参军积极性高）。他只盯着“守军少”的利好，对“防御强、募兵快”的风险视而不见，本质是“赌徒选择性忽略不利信息”的典型表现。
2.将“摧毁家底”等同于“铲除对手”。徐温偏执地认为，江南制造总局是钟鹏举的“能力根基”——只要烧毁工坊、熔掉火炮、杀光工匠，钟鹏举即便远征归来也会“无兵可造、无炮可用”。这种认知忽略了两个关键：一是制造总局的核心技术掌握在钟鹏举的核心团队手中（工匠多为钟鹏举培养的亲信，且关键工艺如焦炭炼钢、锻造、冶金技术、钨钢提纯和火药配方等仅钟鹏举及其心腹知晓），即便打下工坊，徐温也无法复制技术；二是钟鹏举在洪州和虔州仍有备用工坊（可临时生产火炮）和造船厂，并非“一毁就垮”。徐温的这一执念，本质是“输急了想一次性掀桌”，而非基于实际战力的理性判断。
三、非理性决策：八万大军的“孤注一掷”与风险漠视。
为攻打制造总局，徐温几乎赌上了杨吴的“国运”——八万大军是杨吴能调动的全部机动兵力（留守广陵、宣州的兵力仅1.5万，且多为老弱），其决策过程充满赌徒失去理智的特征：
1.资源投入的“非理性倾斜”。徐温不仅调集八万大军，还挪用杨吴三年的盐税储备（约50万贯），用于打造攻城器械（如200架撞车、500架云梯），甚至强征扬州周边的民夫5万，负责运送粮草与攻城物资。这种“倾尽国力”的投入，远超“突袭空窗”应有的规模——正常情况下，攻打1万人驻守的据点，4万兵力已足够，而他派八万大军，本质是“怕了，想靠人数堆赢”，试图用“绝对数量”弥补之前五次失败的心理阴影，而非基于战术需求的合理配置。
2.对后方风险的彻底无视。徐温攻打钟家村时，杨吴的后方（如润州、常州）仅留少量兵力，且未与周边的吴越国、闽国达成中立协议——吴越国早与钟鹏举有默契，帮助钟鹏举牵制徐温，若趁杨吴主力在外突袭常州或润州（今镇江)，杨吴将陷入两线作战；闽国也觊觎杨吴的建州（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随时可能趁虚而入。
徐温对此并非不知情，但其谋士劝谏时，他竟怒吼“先杀钟贼，再平吴越闽国”，完全被“铲除钟鹏举”的执念主导，失去了权臣应有的“全局视野”，沦为“只顾眼前赌局，不顾身后崩盘”的赌徒。
3.对战场变量的盲目乐观：徐温认定“八万大军三天内必破钟家村”，却未做任何应急预案——未考虑攻城不利时的撤退路线——及时止损。当五万杂牌军被火炮轰得尸横遍野，从而崩盘（第一波就损兵五万）时，仍然逼迫中央禁军士兵冒死冲锋。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偏执，已完全脱离“胜负考量”，变成“为了不输而赌”的非理性行为——他怕的不是攻打失败，而是“连这次机会都抓不住，以后再也没机会”。
四、心理本质：从“权臣博弈”到“赌徒掀桌”的蜕变。
徐温的幕僚长对其他幕僚说道：“徐温的此次失控，本质是“长期处于‘弱势追赶者’地位的焦虑，在‘最后机会’面前的总爆发。”
作为杨吴权臣，他原本的核心目标是“掌控杨吴政权，制衡周边势力”，但钟鹏举的崛起（短短大半年从江州一个土匪俘虏发展到拥兵10万、掌控长江中游和赣江流域的势力）打破了这一平衡。
五次失败让他从“试图用常规手段解决对手”，逐渐沦为“被恐惧与不甘驱动的赌徒”，将“攻打江南制造总局”视为“最后一张牌”，哪怕这张牌可能拖垮整个杨吴；
当他下令八万大军强攻火炮阵地时，其心理已与“赌场里输光筹码的赌徒” 无异——不再计算胜率，不再考虑后果，只想着“再试一次，也许能赢”，而赢的代价，早已超出他能承受的范围。
最终，徐温的八万大军在江南制造总局的火炮轰炸下惨败（损兵九万八千，仅剩三千残兵被放回），这场内战令杨吴从此四面楚歌，而徐温本人也因这次惨败走向极端。这场失败，本质是他“赌徒失去理智心理”的必然结果——用非理性的冒险，赌一个本就不存在的“翻盘机会”，最终输掉了自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