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苏桐披上外袍推门而出。昨夜答应接见王家父子的事还压在心头，她脚步未停，直奔城南工地。春桃提着灯笼紧跟其后。
工地上已有不少人围聚，几个工匠蹲在木料堆旁低声议论。苏桐走近，见地上一片焦黑，几根梁木边缘被烧得发黑，火势虽小，痕迹却新。一名守夜兵卒上前禀报，说是昨夜三更有人潜入，点燃了堆放的纸张和干草，幸而发现及时，扑灭了火。
“纸呢？”苏桐问。
“烧了一半，剩下的也湿透了。”工匠递上一叠残页，上面字迹模糊，只能辨出零星几个字。
苏桐接过，一张张翻看。忽然，她停下动作，从灰烬中抽出半片未燃尽的纸。那上面写着“联名具奏”，落款处盖着几个私塾的印鉴，内容却是控诉新学堂“蛊惑民心、败坏纲常”。
她将纸片递给春桃：“收好。”
回县衙的路上，周文远已在偏厅等候。苏桐将残纸摊在桌上，又命人取来这几日百姓报名的名册对照。她发现，前日还主动捐粮助建的三位乡老，昨日开始在村中散布“读书要服徭役”“女子上学克夫”的话。
“这不是巧合。”她说，“有人怕百姓识字。”
周文远皱眉：“谁会从中作梗？”
“靠愚民吃饭的人。”苏桐声音平静，“地契中介靠代写文书抽成，高利贷者靠债主不识账目盘剥，旧私塾东主靠束修敛财。如今百姓能自己记账、看契，他们的生意就断了。”
周文远沉默片刻：“若真是这些人联手，背后必有财力支撑。”
“不止财力。”苏桐起身走到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还有嘴。谣言传得快，比火还烈。他们不怕我们建学堂，怕的是百姓睁眼看事。”
她提笔写下三个名字：李、赵、陈。黄土县三大户，皆有子弟在朝为官，平日行事低调，却掌控着大半田产与私塾。
“这三家，每年靠租税、放贷、授学进项不下千两。若全县百姓都能识字算账，他们的银子就得少进三成。”她放下笔，“现在他们动手了，先是烧纸纵火，再是散播谣言，下一步，恐怕就是逼人退学。”
周文远脸色变了：“可他们是地方望族，无凭无据，动不得。”
“那就等证据。”苏桐看着窗外渐亮的天色，“我们现在不动，是为了让他们以为没事。等他们胆子大了，自然会露出马脚。”
当天午后，消息传来——村中一位志愿教书的老秀才收到一封信，信里只有一把剪刀和一张红纸，纸上画着断裂的笔杆。
苏桐听罢，没说话，只让春桃去请那位秀才来见。
傍晚，秀才到了，手还在抖。他掏出那封信，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我教了一辈子书，从不敢想会被人这样吓唬……”
苏桐接过信，仔细看了剪刀的样式，又翻看红纸的质地。“这是城西布庄的边角料，剪刀是铁匠铺定制的款式。”她对春桃说，“去查最近哪家买了十把同样的剪刀，又取了红布头。”
春桃点头记下。
苏桐转向秀才：“您若不愿再教，我不强求。但若您愿意继续，明日我亲自来听课。”
老人抬起头，眼里有惧意，也有光：“我……还能教。”
“那就教。”她说，“他们越怕人读书，我们越要读。”
第二日清晨，苏桐带着春桃走进村子。路上遇到几个妇人抱着孩子往回走，说是听人讲“女人识字会招灾”，不敢再来了。
她没拦，只问：“你们家租了多少地？”
一个妇人答：“五亩。”
“年租多少谷？”
“三石。”
“可去年交了五石，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妇人们摇头。
苏桐从袖中取出一份旧租约复印件：“因为这里多加了一行小字——‘遇丰年加征二石’。你们看不懂，地主写什么就是什么。”
她将纸递过去：“现在你们觉得，是识字招灾，还是不识字吃亏？”
人群安静下来。
有个老农走出来：“我家儿子上月卖柴，账本被人改了数，少了三十文。要是他会算，哪会吃这个亏。”
苏桐点头：“今天我要讲《大雍律》里的‘土地不得强占’条。谁来听，都欢迎。”
正说着，一个小男孩从巷口跑来，脸上带伤，怀里课本撕得粉碎。他母亲跟在后面，哭着说孩子放学路上被蒙面人推倒，书全被撕了。
苏桐蹲下身，一页页捡起碎纸。纸片上还能看清“人、口、手”三个字，是孩子一笔一划写的。
她将纸片放进怀中，站起身，对周围人说：“他们毁的是书，想断的是路。可只要有人想学，这条路就不会断。”
当晚，她在灯下翻开《百姓说学录》，在首页空白处写下：
今日，王小花之书被毁。明日，千百人之志不可折。
写完，合上簿册，又取出那份《全民教育推行草案》。她在扉页添了一行朱笔小字：
教育之路，非风月之行，乃刀锋之上前行。既已执炬，何惧阴影？
春桃进来时，见她仍坐着，手里握着一支笔，目光落在窗纸上。
“大人，明日还去村中讲课吗？”
苏桐抬头：“去。不但去，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谁敢拦这条路，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朝廷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