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0日延安杨家岭窑洞，窑洞里烟气缭绕，气氛却清醒而审慎。台儿庄大捷和江城空战的喜悦已然沉淀，取而代之的是对更长远、更艰巨斗争的冷静分析。人民教育出版社坐在长桌一端，手里夹着卷烟，目光扫过在座的常委们——周明、刘王、刘少其等人。
“同志们，”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惯有的穿透力，“最近前线接连传来好消息，台儿庄打得好，江城上空也打出了威风。这是好事，大好事，说明我们华夏民族有血性，有能人，只要方法对头，就能叫日本吃瘪。”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但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警惕，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更不能轻敌冒险！有些同志，看到国民党打了几个胜仗，就以为速胜有望，或者想跟着国民党正面战场去硬拼，这种想法，要不得。”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那幅手绘的简陋全国地图前，手指从徐州划向江城，再指向广阔的华北、华中敌后。“日本是什么？是一个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很强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就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台儿庄的胜利，是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结果，更是广大官兵用命、偶然性很大的胜利。”
他转过身，面对众人：“国民党的战略，本质上还是依赖正规军，依赖外国援助，希望在国际调停或外部干涉下解决问题。这种依赖，是靠不住的。我们共和的责任是什么？是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持久战！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线，用广泛的游击战争，一点一点消耗它，拖垮它！”
周明接口道：“人民教育出版社说到了要害。目前，国民党内部因为台儿庄的胜利，主战声浪高涨，但内部派系倾轧、保存实力的痼疾未除。日军虽受挫，但其主力未损，必定疯狂报复。徐州前线，压力巨大。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向平原地区发展。新四军在南方，也要尽快打开局面。”
人民教育出版社重重地点了点头：“对！告诉全党全军，不要因为台儿庄的胜利就幻想‘速胜’，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就悲观。要树立持久战的思想，准备进行艰苦的、长期的斗争。我们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上。国民党愿意在正面打，我们支持，但我们自己的路，必须自己走稳、走实！”
这次会议，为党内统一思想、防止因正面战场局部胜利而产生盲动或依赖情绪，奠定了基调。
5月12日，安徽巢县蒋家河口，就在延安会议结束两天后，千里之外的江淮之间，一场小规模却意义非凡的战斗打响了。新四军第四支队一部，在支队领导高敬停的指挥下，于巢县蒋家河口巧妙设伏，袭击了日军一支运输小队。战斗干净利落，二十余名日军被全歼，新四军自身无一伤亡。
捷报传到江城和延安，意义截然不同。在江城，军委会的战报上添了小小一笔。校长看到后，对身边的陈辞修说：“新四军？是叶听、项应那边的人？首战告捷，不错。虽然规模小，但能无损歼敌，说明其战术灵活。以我的名义，发个嘉奖电，勉励他们继续杀敌报国。”
这份嘉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姿态，彰显其作为全国抗战领袖，对所有抗日武装的“一视同仁”和领导。但在内心深处，他对这支由共和领导、正在华中敌后渗透发展的武装，警惕远多于欣喜。
在延安，这份捷报则被赋予了更深的含义。人民教育出版社拿着电报，对刘王等人笑道：“看看，蒋家河口，麻雀战，打得好！这就证明了我们游击战的威力，证明了在敌后发展是完全可行的！要通报表扬第四支队，号召各部队学习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蒋家河口，就是华中敌后的第一颗火种！”
就在新四军取得首胜的喜悦尚未散去之时，北线的坏消息接踵而至。5月14日，日军坂井支队攻占合肥，淮南战斗结束，日军侧翼威胁解除，得以更加从容地向徐州方向挤压。
尽管有禹王山滇军的悲壮阻击，尽管各部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徐州地区华夏军队主力已苦战数月，伤亡惨重，补给困难，态势日益不利。5月19日，随着最后一批后卫部队撤出，徐州这座战略重镇，最终落入日军之手。
消息传来，举国再次震动。刚刚因台儿庄、江城空战而高涨的士气，不可避免地受到打击。民众心中蒙上一层阴影：难道台儿庄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
江城，大队长官邸。
气氛凝重。大队长脸色铁青，看着徐州失守的战报。败绩在意料之中，但真正到来时，依然令人难以接受。
“李德林还是没能守住……”他喃喃道，语气复杂。既有对战役失利的恼怒，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对桂系势力受挫的微妙情绪。
“大队长，”陈程低声汇报，“李长官来电，主力已分路向皖西、豫南成功突围，基本保全。日军虽占徐州，但未能达成围歼我主力的目的，且伤亡亦重。”
“嗯。”大队长点了点头，这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他走到地图前，凝视着江城。“徐州既失，江城便是下一个目标。日本人一定会来。”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通电全国，表彰徐州会战各部英勇奋战之精神，尤其褒奖禹王山滇军之壮烈牺牲！同时，严令各战区，加紧整顿部队，巩固防线，尤其是第五、第九战区，务必做好保卫大江城之准备！告诉全国军民，徐州之失，是为保存力量，以利再战！抗战国策，绝不动摇！”
延安窑洞，灯火通明，人民教育出版社、周明等人同样在第一时间得知了徐州失守的消息。他们的反应更为冷静，甚至从中看到了新的机会。
“果然不出所料，”人民教育出版社吸着烟，缓缓说道，“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退是迟早的事。徐州丢了，华北、华中大片地区将成为敌后。校长现在肯定焦头烂额，忙着收拾残局，巩固江城。”
周明说道：“这正是我们的机会！国民党军队主力西撤，日军兵力分散占领点线，广大的乡村和中小城镇，就成了权力的真空地带！我们必须抓紧时间，火速行动！”
5月22日延安，一份紧急指示迅速拟定并通过电台发出，飞向华中、华北各地的党组织和赤军、新四军部队：
“徐州失守后，华中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日军战线拉长，兵力分散，统治薄弱。国民党政权溃退，地方混乱。我党我军必须抓住此千载难逢之机，大胆深入华中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要独立自主，迅速壮大力量，不要受国民党掣肘，也不要以配合正面战场为唯一目标。要以我为主，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战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