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十分，陈小阳的手机响了。
不是电话，是消息。
他拿起来看了一眼——是司机发来的：“陈先生，我已经到楼下了，不着急，您准备好了再下来。”
他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看着翁兰。
翁兰也看着那个手机，表情从平静变成了不舍，从不舍变成了难过，像天气的变化，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阴了，乌云压下来，压得人喘不过气。
“该走了。”陈小阳说。
“嗯。”翁兰点了点头，但没有动。
两个人在沙发上又躺了几分钟——可能更久，也可能更短，他们没看时间。
最后是陈小阳先坐起来的。
他站起来，把翁兰也从沙发上拉起来。翁兰站在他面前，仰着脸看着他，眼眶红红的，但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送你下楼？”她问。
“不用。”陈小阳说。
“为什么？”
“因为……”陈小阳伸手摸了摸她的脸，“我怕你忍不住哭。你一哭，我就不想走了。”
翁兰咬了咬嘴唇，那个动作很小，但陈小阳看见了——她的上牙轻轻咬住下嘴唇的中间，嘴唇被压得微微变形，然后松开，留下一道浅浅的牙印，牙印很快消失，嘴唇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但比刚才更红了。
“好，”她说，“那我不送你。”
“到楼下也不送？”
“到楼下也不送。”
“到小区门口也不送？”
“到小区门口也不送。”
“到机场也不送？”
“陈小阳！”翁兰瞪了他一眼，“你故意的吧？”
陈小阳笑了，把她搂进怀里，抱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松开手，拿起沙发上的双肩包，背在肩上，穿上鞋，打开门，站在门口，转过身，看着她。
翁兰站在客厅中间，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没有挥手，没有说“路上小心”，没有说“到了给我打电话”，就那么站着，看着他。
“兰姐，”陈小阳说。
“嗯。”
“等我凯旋而归。”
“好。”
陈小阳走出了门。
门慢慢地关上了，合页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一声叹息。
翁兰站在客厅中间，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咚咚咚，一步一步的，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像一首正在慢慢变弱的曲子，音符越来越少，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看着楼下。
陈小阳从楼门里走出来，背着双肩包，走向停在路边的那辆黑色商务车。他没有回头，拉开车门，弯腰坐进去，车门关上了。
车子发动了，缓缓地驶出小巷，拐上大路，汇入车流，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点，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翁兰站在窗前，看着那个点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很久。
她的手放在窗户上，指尖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心形，然后在心里面写了两个字——“等你”。
她转身走回客厅，坐在沙发上，拿起陈小阳坐过的那个靠垫，抱在怀里，把脸埋进去。
靠垫上还有他的味道——淡淡的洗衣液香味，混着他身上特有的、干净的、让人安心的味道。
她闭上了眼睛。
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飞机降落的时候，窗外的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陈小阳坐在靠窗的位置，额头抵着冰凉的舷窗玻璃，看着机翼上的灯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红色的、白色的，像某种摩斯密码，在向地面传递着什么信息。
飞机穿过一层薄薄的云，云层下面的城市灯火通明，像一张巨大的、发光的网，铺在大地上，网眼里塞满了无数个故事——有的在笑，有的在哭，有的在吃饭，有的在吵架，有的在相爱，有的在告别。
这不是滨海。
这是离滨海最近的一个城市，直线距离还有两百多公里。袁丽特意安排的——不让陈小阳直飞滨海，说是“不给对手任何一丝丝的漏洞”。
陈小阳理解她的谨慎，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让几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小心驶得万年船，这句话在她们这一行不是谚语，是铁律。
飞机滑行的时候，陈小阳打开了手机。
屏幕亮起来的一瞬间，好几条消息涌了进来。最上面是翁兰发的——“到了吗？”然后是阿金的——“我在出口等你，黑色大众，车牌尾号37。”
他先回了翁兰：“刚落地，一切顺利。”发完之后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想你。”
翁兰秒回了：“我也想你。到了住地再联系。”
陈小阳看着那句“我也想你”，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旁边座位的乘客正在从行李架上取行李，看见他笑，也冲他笑了笑，以为他在看什么好笑的东西。陈小阳没有解释，把手机揣进口袋，站起来，拿了双肩包，跟着人流往出口走。
机场不大，或者说，和滨海那种大型国际枢纽比起来，这个机场小得像一个汽车站。出发和到达混在一起，只有一层楼，取了行李走几步就是出口。陈小阳远远地就看见了阿金——不是因为阿金长得显眼，而是因为他的站姿太明显了。
阿金站在出口处的护栏后面，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里面是一件黑色的圆领t恤，下面是一条深色的牛仔裤，脚上一双黑色的运动鞋。
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几乎是贴着头皮的，露出一个棱角分明的脑袋。他双手插在夹克口袋里，身体微微前倾，重心放在前脚掌上——这个姿势不是用来等人的，是用来随时发力、迅速移动的。
他的目光在人群中快速扫描，像一台高性能的雷达，每一个从出口走出来的人都在他的扫描范围内，然后被快速分类——普通人，安全；可疑对象，标记；自己人，锁定。
锁定了陈小阳之后，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身体的重心往后移了移，从“备战状态”切换到了“放松状态”，就像一台电脑从高性能模式切换到了省电模式，风扇转速降下来了，噪音小了，但随时可以再切换回去。
陈小阳走过去，两个人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阿金转身往外走，陈小阳跟在他后面，保持着大概两步的距离。
这个距离是阿金习惯的——不远不近，既不会让人觉得两个人是一起的，又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这是他们在无数次任务中磨合出来的默契，不需要说话，不需要手势，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够了。
停车场在航站楼外面，露天的，车位不算多，阿金的那辆黑色大众帕萨特停在最角落里，前后左右都没有车，像一个被孤立的小岛。
这不是巧合，是阿金故意选的——角落里视野好，能看见整个停车场的动向，而且只有一条路可以靠近，防守起来容易得多。
陈小阳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把双肩包放在脚下。阿金上了驾驶座，发动车子，车灯亮了，照亮了前面一排空荡荡的车位。
他挂上倒挡，倒出车位，打了个方向，驶出停车场，汇入机场外面的车流。
车子开了大概十分钟，陈小阳发现这不是去高速的方向。
“去哪儿？”他问。
阿金侧过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了。
“吃饭。”他说。
“吃饭？在机场没吃？”
“那玩意儿能吃？”阿金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职业军人对飞机餐特有的鄙视，“我跟你说，上次我在飞机上吃了一份牛肉饭，那牛肉硬得跟皮鞋似的，嚼了十分钟都咽不下去。这次给你接风，怎么着也得吃顿好的。”
陈小阳笑了。
“行，”他说，“你请客。”
“当然我请，”阿金说，“你大老远跑回来，总不能让你请我吧。”
车子拐进了一条小街，街道两旁全是餐馆，招牌五颜六色的，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在夜色中闪着光，像一条彩虹落在了地上。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香味——烤肉串的炭火香、火锅底料的麻辣香、炒菜的葱蒜香、面食的麦香，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属于夜晚的、让人忍不住咽口水的味道。
阿金把车停在一家烧烤店门口。
这家店不大，门脸有点破，招牌上的字掉了一个，本来应该是“老张烧烤”，现在变成了“老张烤”，那个“烧”字不知道去哪儿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痕迹，在灯光的照射下若隐若现。
但店里坐满了人，门口还排着队，烟雾从烤炉上冒出来，白茫茫的一片，把店里的灯光都遮得模模糊糊的。
“这家好吃？”陈小阳问。
“不好吃我带你来自虐？”阿金熄了火，拔了钥匙，“我在这边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现的，吃了一年多，都还不腻。”
两个人下了车，走进店里。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剃着光头，脖子上挂着一根粗粗的金链子，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肚子圆滚滚的，整个人看起来不像烧烤店老板，倒像一个退役的拳击手。他看见阿金，咧嘴笑了。
“金哥！”他喊了一声，声音大得整间店都在震，“好久没来了！”
“最近忙。”阿金说，“老位子还在吗？”
“在在在，给你留着呢。”老板指了指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坐那儿，想吃什么自己画，今天新到的羊肉，肥瘦相间，烤出来滋滋冒油，香得很。”
阿金和陈小阳坐下来。桌子是那种很矮的折叠桌，配着几把小马扎，坐上去有点不舒服，但烧烤店就是这个调调——越简陋越有味道，越接地气越有烟火气。阿金拿起桌上的点菜单，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刷刷刷地画了起来。
陈小阳看着他画——羊肉三十串，牛肉二十串，鸡翅十个，脆骨十五串，烤韭菜两份，烤茄子两个，烤馒头片四串，烤大腰子两个。他画完把单子递给陈小阳：“你看看还要加什么？”
“够了够了，”陈小阳说，“两个人吃不了这么多。”
“吃不了兜着走。”阿金把单子递给服务员，然后从桌上的塑料桶里拿出两瓶啤酒，用牙咬开瓶盖，一瓶递给陈小阳，一瓶自己拿着。
“开车不喝酒。”陈小阳说。
“今天不开，”阿金说，“今晚住这儿，明天早上再走。我开了两百多公里来接你，你总得让我喝一杯吧。”
“行。”陈小阳接过啤酒，跟他碰了一下瓶。
瓶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叮”的一声，琥珀色的酒液在瓶子里晃荡，泡沫从瓶口涌出来，阿金赶紧凑上去喝了一口，把泡沫吸走了，嘴角沾了一圈白色的泡沫，他用袖子擦了擦，咧嘴笑了。
“爽。”他说。
烧烤上来得很快。羊肉串烤得外焦里嫩，表面撒着孜然和辣椒面，油脂在灯光下闪着光，咬一口，肉汁在嘴里炸开，又香又嫩。陈小阳吃了两串，点了点头。
“确实好吃。”他说。
“我说了吧，”阿金嘴里塞着肉，含混不清地说，“我推荐的店，不会有错的。”
两个人吃得很欢，你一串我一串，不一会儿竹签子就堆了一小堆。阿金吃东西的速度很快，像在完成任务一样，一串羊肉三秒钟就没了，然后又拿下一串，又三秒钟。
陈小阳看着他吃东西的样子，想起了他们在部队的日子——那时候吃饭也是这个节奏，慢的人永远吃不到第二碗。
“金哥，”陈小阳说。
“嗯。”阿金嘴里有肉，声音从鼻子里哼出来的。
“你跟丽姐多久了？”
阿金嚼肉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
“问这个干嘛？”他说。
“随便问问。”
阿金沉默了几秒钟，把嘴里的肉咽下去，喝了一口啤酒，放下瓶子，靠在椅背里。他的表情从刚才的轻松变得认真了一些，眼睛看着桌上的那堆竹签子，好像在数，又好像没在看。
“具体记不清了，”他说，“得有五六年了吧。”
“怎么认识的？”
“战场上。”阿金说，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稀松平常，“我在那边做雇佣兵，她刚被派过来。有一次任务，我的小队被包围了，四个人，死了两个，伤了一个，我拖着那个受伤的跑了三公里，后面全是追兵。我以为我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