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里的三大爷阎埠贵，是红星小学的语文老师。这人肚子里有点墨水，平时好个面子，爱算计个小账，但本质上不算坏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小。
外头运动的风声越来越紧，学校里早已不是净土。老师们成了“臭老九”，时不时就要被拉去开会、学习、写检查。阎埠贵亲眼见到平日里德高望重的老校长被一帮半大孩子推搡着戴高帽，也见过有同事因为几句无心之言就被无限上纲，批斗得抬不起头。他这颗心，就像揣了只兔子，整天七上八下，惶惶不可终日。
他看到后院刘海中穿着仿制军装、戴着红袖标，在院里吆五喝六，似乎很吃得开；又见前院许大茂上蹿下跳，私下里不知在捣鼓什么，好像也无人追究。他心里就犯起了嘀咕：自己是不是太落后了？太不“积极”了？是不是也该写几张大字报表表忠心？或者也跟着喊几句口号，免得被人当成靶子？他甚至偷偷打起了腹稿，想着是不是该“揭发”一下学校里某个平时跟他有点小过节的同事……这种摇摆和恐惧，让他吃不下睡不着，人眼看着就憔悴了一圈。
这个周末，林向阳从学校回家。他一进院子，就敏锐地察觉到了阎埠贵的不对劲。阎埠贵正蹲在前院他那几盆宝贝月季花前，拿着个小铲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松着土，眼神却飘忽不定，眉头紧锁，完全没了往日侍弄花草时的那份专注和闲适。
林向阳心中了然。阎埠贵毕竟是院里的长辈，过去对他这个读书人也还算不错，林向阳觉得有必要跟他谈谈，给他吃颗定心丸。
他放下行李，看似随意地踱步到了前院，在阎埠贵身边停下。
“三大爷，忙呢？这月季瞧着精神头还行。”林向阳笑着打招呼，语气轻松自然。
阎埠贵像是被吓了一跳，手里的铲子差点掉地上，抬起头见是林向阳，连忙站起身，扶了扶滑到鼻梁的眼镜，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哎，向阳回来了？学校……没什么事吧？”他这话问得小心翼翼，带着试探。
“挺好的，就是学习任务重。”林向阳含糊地应了一句，在他旁边的小马扎上坐下，目光落在那些月季上，“您这手艺真是没得说，院里就属您这花儿养得最好。”
阎埠贵叹了口气，用沾着泥的手摆了摆：“也就是这点爱好了。现在这形势……唉，学校里乱哄哄的，课都上不安生，孩子们也……”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但脸上的忧虑藏不住。
林向阳知道时机到了，他收敛了笑容，语气变得认真起来：“三大爷，您是人民教师，教书育人，这是最神圣、最根本的工作。”
阎埠贵苦笑了一下，笑容里满是苦涩：“话是这么说，可现在……有些人觉得我们这些教书的，是‘臭老九’，是……是改造对象。”他声音越说越低，带着委屈和后怕。
“那是他们不懂，或者是一时糊涂。”林向阳语气坚定地打断他，目光清澈而真诚，“毛主席都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有老师，孩子们怎么学习？怎么向上？怎么掌握建设国家的本领？”
他看着阎埠贵，一字一句，说得格外清晰：“三大爷，您教了这么多年书，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培养了多少学生？往小了说，教会了他们识字算数；往大了说，是为国家输送了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您最大的功劳和价值！这份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不会因为外面刮什么风、下什么雨，就没了！”
这番话，如同给阎埠贵打了一剂强心针。尤其是“人民教师”、“教书育人”、“神圣工作”、“最大功劳和价值”这些肯定他身份和贡献的词语，像温暖的泉水，冲刷着他心头的惶恐和冰凉，让他备受鼓舞，也让他混沌的脑子清醒了不少。是啊，自己一个教书匠，本本分分教了半辈子书，难道这也有错？
林向阳见阎埠贵眼神有了变化，继续趁热打铁，语气更加恳切：“我觉得，您现在最该做的，就是坚守岗位。只要学校还能上课，您就认真备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如果暂时不能上课，那就好好利用时间，多看看书，研究研究教学方法，提升自己。守住您教书育人的本分，比什么都强。”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带着提醒的意味：“千万别跟着瞎掺和那些没名堂的事情，写什么大字报，揭发谁谁谁。免得引火烧身，把自己也搭进去，那才叫得不偿失。咱们院里，还是明白人多。”
林向阳的话，有理有据，有情有理，既肯定了阎埠贵的价值，又给他指明了安身立命之道，还点明了随波逐流的风险。阎埠贵听着听着，只觉得压在心口好些天的那块大石头，被这番话一点点撬动了，移开了，呼吸都顺畅了不少。
“向阳，你说得对！说得对啊！”阎埠贵激动地抓住林向阳的胳膊，手指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眼圈微微发红，“三大爷听你的！就好好教书，别的，不管了！也不瞎想了！”
他像是重新找到了主心骨，腰杆不自觉地挺直了些，看着自己那几盆月季，眼神也重新有了焦点：“对，守好我的讲台，种好我的花，比啥都强！”
经过林向阳这番及时的肯定和劝慰，阎埠贵那颗惶惶不安的心，彻底安稳了下来。他不再恐惧和摇摆，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把精力和心思放回到了教学和家庭上，避免了在时代的浪潮中因胆小怕事而迷失方向，甚至做出错误的选择。林家这种于细微处的关照和引导，再次稳住了四合院里一个重要的“基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