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东西两路骤然而至的雷霆之击，陕西三边总督李邦华虽惊不乱，展现出其久镇边陲的应变之能。
他于总督行辕中连夜部署，一道道军令飞出：
李邦华以最快速度，从尚未被战火波及的陕甘各地卫所及留守兵马中，紧急抽调拼凑出三万精锐，由他亲自统辖，作为机动作战的核心力量。
同时，他急令陕西总兵周文郁与延绥总兵黄得功，立即将各自麾下尚能机动的部队合兵一处，不必纠缠于沿途州县，火速驰援陕西省府、关中心脏——长安（西安）。务必赶在清军形成合围之前，加强城防，稳定人心。
最后，对于已处于锋镝之下的北线重镇，他严令榆林总兵尤世威与宁夏总兵贺虎臣：紧守城池，加固防务，不得因延安失陷而贸然出城野战。
其核心战略是“固守待援，切勿浪战”，深沟高垒，消耗清军锐气，绝不可让阿济格发挥野战之长，行“围点打援”之计，将明军精锐逐个击破于坚城之外。
李邦华的策略清晰而务实，在遭遇突然袭击、局势不明之际，首要任务是确保长安不失、关中不乱，这是西北的政治与军事根基。
同时稳住北线两大军镇，避免进一步崩溃。他试图在被动中建立一道弹性防线，集中有限兵力于关键点，等待朝廷进一步指令和援军，再图反击。
随着陕西告急的烽火燃至京师，孙传庭的请罪奏表也摆在了朱由检的御案上。奏表中字字沉痛，他将偏头关失守、朔州沦陷、乃至山西局势糜烂、致使清军得以深入腹地的所有罪责，一力承担，全揽于己身。文末，他只恳求皇帝能许他戴罪立功，待击退建奴、稳住局势之后，再行罢官、流放甚至问斩，绝无怨言。
朱由检细细读完这封几乎字字泣血、堪称绝笔的请罪表，沉默良久，最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对着空荡的暖阁自语道：“……你这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总想着把天捅破了用自己去扛……”
他知道，孙传庭这是在用最传统、最决绝的士大夫方式，表达他的忠诚与担当，也是在为皇帝分忧——将所有骂名与罪责先揽过来，避免朝野攻讦直接指向朝廷决策或皇帝本人。
但朱由检并不需要这种“悲情担当”。
他更看重的是结果，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此刻不可或缺的执行力。
孙传庭或许有战术失误或判断不及，但放眼朝堂，此刻能在山西扛住济尔哈朗、并迅速做出应对的，依旧非他莫属。
朱由检没有召集群臣商议如何“论罪”，也没有写下任何斥责的朱批。
他只是提起御笔，在一张特制的信笺上，写下了短短两行字，语气平淡得仿佛在交代一件日常公务：“知道了。朕准你戴罪立功。速速将建奴击退，稳定山西。此次罚俸三个月，以儆效尤。”
没有疾言厉色，没有空洞安慰，更没有接受其“事后严惩”的提议。这轻飘飘的“罚俸三个月”，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更是皇帝对前线统帅的信任背书和压力疏导。
八百里加急的信使将朱由检的御笔亲书送至雁门关时，孙传庭正披甲立在关城的敌楼上，望着北方苍茫的山峦。
亲兵将蜡封的信筒呈上。
孙传庭接过，指尖竟有些微颤——他早已做好了被褫夺官职、锁拿进京，甚至收到一纸赐死诏书的准备。
他屏退左右，独自走到箭楼内侧，就着昏黄的油灯拆开信筒。
当那两行熟悉又陌生的朱笔字迹映入眼帘时，孙传庭整个人僵住了。
他先是怔怔地将那两行字看了三遍，仿佛要确认自己是否因连日疲惫而眼花。
“罚俸……三个月？”
他喃喃重复，喉头滚动了一下。预想中的雷霆震怒、严词切责、乃至问罪锁拿，全都没有。
只有这轻飘飘的、近乎玩笑的“罚俸三个月”，和一句简短的“速速将建奴击退”。
孙传庭忽然抬手，用力抹了一把脸。这个在战场上面对千军万马都不曾眨眼的铁血统帅，此刻眼眶竟有些发热。
他太明白这短短两行字的分量了。
这不是宽恕，是信任。是皇帝在告诉他：你的请罪朕收到了，但朕不要你的官帽，更不要你的脑袋，朕要你打赢。
这比任何严厉的斥责都更让他心如重锤。陛下将整个山西，乃至关中危局，依旧压在他的肩上，却未曾加一句重话。
这份沉甸甸的、近乎纵容的信任，让孙传庭胸中翻涌起比请罪时更强烈的灼烧感——那是羞愧，是感激，更是一股破釜沉舟、必须以胜利回报的决绝。
“陛下……”
他对着东南京师的方向，深深一揖，几乎折腰到地。再直起身时，脸上所有的彷徨、自责、悲壮都已消失不见，只剩下冷硬与清明。
孙传庭固然有其疏失，但眼下的局面，确也不能全数归咎于他。任谁能料到，那些世代沐浴皇恩、享尽大明富贵的衣冠之辈，竟能做出此等“吃着大明的饭，却要砸烂大明的锅”的勾当，甚至不惜引狼入室，与建奴勾结至此等地步？
然而，追责是后话。当务之急，是解开眼前这团战略迷雾，尤其是陕西方向的危局。
暖阁内，朱由检的目光在地图上延安、长安、太原几个点之间来回逡巡，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案。
“不对……”
他低声自语，像是要说服自己，“这帮完蛋玩意，费了牛劲绕过重兵把守的太原，突袭拿下延安，接着就想去打长安？逻辑不通啊……”
他站起身来，走到地图前，比划着距离和地形。
“打长安，和直接打太原，有本质区别吗？硬要说，太原反而还好打点，毕竟城里还有那帮吃里扒外的乡绅能当内应。陕西呢？他们在陕西可没这种根基，人生地不熟，补给线拉得老长，去打墙高池深的长安……这不是自找苦吃？”
这个明显的悖论让他愈发觉得清军此举背后必有深意。他托着下巴，目光顺着可能的进军路线游移。
“难道……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长安？”
一个念头闪过，“拿下延安，或许只是确保侧翼安全，或者……是虚晃一枪？”
他的手指从延安向南，划过关中平原，然后猛地向东一折，指向河南！
“难道是……想从关中快速东出，直插河南？在河南与山东的白莲教余孽汇合？或者……利用河南四通八达的位置，进一步搅乱中原，甚至威胁漕运？！”
这个想法让他心头一凛。
如果清军意图并非单纯占领陕西，而是以陕西为跳板，进行大范围的战略机动，那么其危害性和不确定性将呈指数级上升。
“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想长期占领任何地方？”
朱由检想到济尔哈朗在大同的劫掠行为，“就是单纯来破坏，来抢劫，来耗尽大明的国力民力？打长安是假，把陕西乃至中原的水彻底搅浑才是真？”
满清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
紫禁城中的朱由检或许仍在迷雾中揣测，但远在盛京的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心中那幅蓝图却早已清晰。
他所谋者，绝非一城一池之得失。他剑指的，是整个天下。为此，他赋予前线统帅济尔哈朗的任务，远非简单的攻城略地。
济尔哈朗大军在山西的“停顿”与劫掠，阿济格奇袭延安的迅猛，乃至此刻看似冒险的纵深穿插，所有行动都服务于一个最高战略目标：在搅乱大明腹地的同时，控制南北命脉——漕运，并进而威慑乃至夺取富甲天下的长江流域。唯有掐住经济咽喉，耗尽大明元气，才能为将来问鼎中原铺平道路。
因此，他们根本不去强攻太原、长安这类硬骨头。
当陕西三边总督李邦华在关中紧张布防，准备决战时，济尔哈朗与阿济格已悄然会师，并做出一个大胆到令人瞠目的决策——放弃陕西，全军东向，直插河南腹地！
他们何以敢进行如此深远、看似孤军深入的穿插？
答案藏在大明内部。
沿途的明朝乡绅豪族，早已不是潜在的抵抗者，而是变成了公开的协作者与补给站。 满清这十几万大军的粮秣军需，根本无需从关外千里转运。那些暗中投靠或被迫合作的山西、河南地方势力，早已为他们筹备妥当，秘密囤积于预定路线之上。
先前白莲教在河南疯狂攻击开封及黄河堤坝，其深层作用之一，正是掩护与配合这些叛逆乡绅在混乱中筹集、转运物资的行动，吸引并牵制官军主力于一点。
于是，合兵后的清军主力，对在开封严阵以待的明军视若无睹，如同一把精准的楔子，从山西南部斜刺里插入河南。
他们迅速南下汝宁府，在那里，叛变的士绅“箪食壶浆”，提供了关键补给。人马饱食、获得休整后，这支庞大的军队没有丝毫犹豫，旌旗南指，朝着帝国最富庶的核心区域——南直隶滚滚而去！
他们的目标已昭然若揭：避开中原重兵集团，以叛徒为耳目和粮台，直扑大明财政与漕运的心脏地带。
一旦得逞，半壁江山将为之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