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京城的秋狩余韵渐散，目光从皇长子朱载堃的初次公开历练移开，大明广袤的疆域上，由新政点燃的星火，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多样性，在各方势力的参与、博弈与适应下，燃成一片片或明亮或晦暗的火焰，改变着各地的风貌与人心。
江西，新政的试验田与风向标，在《商事通则》颁布后，并未停下脚步，反而进入了更精细、也更复杂的深耕阶段。
饶州府乐平县的“兴业夏布工坊”早已恢复生产，且规模更胜从前。在吴永年的支持下，工坊主方商人不仅重建了厂房，还引入了第二批经过改良、对江西本地苎麻适应性更强的水力织机。
更关键的是，他依照《通则》和江西地方《则例》，尝试与周边村落的农户签订长期的苎麻订购契约，规定了品质、价格和交货时间，取代了以往随行就市的零散收购。
这既稳定了工坊的原料来源，也让签约农户有了稳定的预期收入，初步形成了“订单农业”的雏形。
然而，新旧观念的碰撞无处不在。一些老农固执地认为“签契约是卖身”，宁愿忍受牙行的压价也不愿“受束缚”；而一些签了约的农户，遇到年景好、市价上涨时，又难免后悔，试图将苎麻偷偷卖给出价更高的外地商贩，引发契约纠纷。
巡查队韩敏等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调解此类矛盾，宣贯契约精神与长远利益。
与此同时，受《工坊革新简报》和格物院技术扩散的影响，一些嗅觉灵敏的地方士绅和商人，不再满足于照搬南昌示范工坊的模式。
在江西吉安府，有致仕官员出身的乡绅，结合本地盛产竹木的特点，投资兴办了一家专注于改良织机木质构件和新型竹编工艺的工坊，产品不仅供应本地，还通过商人网络销往湖广。
在九江，则有商人尝试将改良的瓷器烧制技术，与从广州传来、经由王良渠道获得的西洋珐琅彩绘技法相结合，烧制出色彩更艳丽、图案更奇特的“洋彩瓷”，专供海外市场，利润极高。
吴永年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新动向，命人编纂《江西特色工坊辑录》，将各地有益的尝试记录、分析，并鼓励府县之间交流经验。他已经意识到，新政的生命力在于激发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非一刀切的命令。
格物院编纂的《百工标准基础》等书籍，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散到帝国各处，落地生根的姿态却千差万别。
在苏州沈家这样的豪商巨贾手中，这些书籍是提升技术壁垒、巩固行业地位的宝典。沈继宗不仅组织匠人研习，更派出心腹，带着重金和问题，常驻格物院周边乃至江西的先进工坊区，名为“请教交流”，实为“技术猎头”与“情报搜集”，其商业触角与技术嗅觉结合得愈发紧密。
而在一些内地州府的中小工坊主手中，这些书籍却可能带来困惑甚至挫折。河北保定府的一个小型铁匠铺主，得到一本《基础》后，如获至宝，试图仿制上面一种简易的畜力鼓风机以提高炉温。
然而，书中图示的齿轮传动比例，与他本地能获得的齿轮规格略有差异，又缺乏调整的经验，导致鼓风机要么风力不足，要么容易损坏，反不如旧式手拉风箱可靠。他懊恼地对学徒抱怨：“京城老爷们画图容易，哪知咱们这儿的铁料、木工活计是什么成色！”
此类问题通过各地零星反馈，逐渐汇集到徐明远案头。他对此并不意外，深知技术推广绝非照本宣科那般简单，必然伴随着本地化的调试与磨合。他指示格物院相关人员，一方面要收集这些“应用反馈”，作为改进教材和日后设计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可以尝试编写更详细、包含常见问题解决方案的“应用指南”，或考虑在条件成熟地区，派遣巡回匠师进行短期指导。
技术的星星之火在扩散，照亮了一些角落，也照出了各地工业基础、工匠水平的参差不齐，以及将知识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艰难过程。
广州，珠江口的喧哗日夜不息。王良坐镇的市舶司，如今已不仅是征收税银的衙门，更日益成为一个连接内陆产出与海外市场、汇聚四方信息的枢纽。
随着《商事通则》明发，王良迅速将其核心精神与市舶司章程结合，颁布了更细致的《广州口岸海外贸易管理细则》，对船只进出、货物报关、交易纠纷仲裁、乃至外国商人的临时居留管理，都做出了明确规定。阿尔梅达等葡萄牙商人虽觉束缚更多，但在西班牙人竞争压力和王良强硬手腕下，也只能逐步适应。
更值得关注的是贸易内容的变化。以往出口大宗，无非丝绸、瓷器、茶叶。如今，江西的优质夏布、景德镇的新式“洋彩瓷”、乃至苏杭一些采用新式花样和工艺的绸缎，开始成为外商争相订购的抢手货。
王良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利润和影响力，他授意王瑾，主动与吴永年、乃至江南的沈继宗等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协助他们将产品纳入市舶司的“优选货品名录”，并利用自己掌握的海外商路信息，指导他们调整产品以适应不同市场的偏好。
同时，来自月港文贵、南洋商队、乃至通过西夷商人间接获得的各方信息，也在此汇聚。西班牙人在吕宋以北岛屿建立新据点的消息，满剌加葡萄牙人与当地土王冲突加剧的传闻，乃至日本九州某些大名对大明生丝和火器兴趣浓厚的风声……这些情报经过王良的筛选和分析，连同广州港日益增长的贸易数据，定期以密奏形式直达天听。皇帝对海外局势的把握，很大程度依赖于这个南方窗口。
九边重镇，大同。
总兵王勋最终还是未能完全抵制住“以商补军”的诱惑，但他采取了比宣府同僚更为谨慎、也更具“边镇特色”的方式。
他没有直接兴办工坊或参与长途贸易，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边墙内外、蒙汉交错的灰色地带。他默许甚至暗中支持麾下一些可靠的军将家丁，与熟悉的、信誉尚可的蒙古部落小头领，进行一种极其有限的、以物易物的“交流”。
大同镇军将们提供一些草原短缺的铁锅、盐茶、布匹，其中就有孙得功卫所产的粗布，换取蒙古人的马匹、皮毛和奶酪。交易地点往往选择在双方默许的、远离主驿道的偏僻山口，规模不大，且多以“防御侦查”、“怀柔远人”为幌子。
王勋对此心知肚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知道这游走于律法边缘，风险极大，但边镇粮饷时有不济，武备更新缓慢，这点额外的“外快”和物资，对于维持麾下部分精锐家丁的战斗力、乃至获取一些优质战马，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他将所得大部分用于补贴亲信将校和尖兵，并严格限制交易规模和参与者，力求隐秘。
这是一种在严酷生存压力和现实利益考量下，生长出的、带有鲜明边镇特色的实用主义。它背离了朝廷“严禁边将交通虏寇”的明令，却又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边境局部的物资紧张，形成一种脆弱的、非正式的平衡。王勋在给皇帝的密奏中，对此事讳莫如深，只大谈练兵备战的困难，以及少量“羁縻”贸易对安抚临近小部落的“意外之效”。皇帝是否洞悉其中微妙，王勋不得而知，只能如履薄冰。
而在南京国子监，沈文澜等人的“经济社”活动，逐渐吸引了更多年轻士子的注意。随着《京报》刊发实务文章，翰林院设立“实务策论馆”，一种不同于纯粹心性理气的学问路径，似乎在悄然获得某种有限的“合法性”。
沈文澜与同窗们不再满足于分析粮价，开始尝试接触一些由葡萄牙传教士皮莱资私下流传的西方算术、几何知识，以及桑切斯修士留下的、关于世界其他大陆风物人情的零星记述，这些异质的知识碎片，与他们从《寰宇全览图》和皇帝日常教导皇子时流露出的只言片语相互印证，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扇窥探域外文明的窄窗。
他们惊讶地发现，西夷的知识体系，在解决某些具体格物问题时似乎更为便捷；对其描述的世界各地迥异的风俗物产，也充满了好奇与疑惑。这些接触极为私下和初步，且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和内心的挣扎——接触“夷狄之学”是否背离圣道？但那种拓展认知边界带来的兴奋，以及隐约感到这可能与皇帝重视“格物”、“实务”的态度存在某种契合，又推动着他们小心翼翼地继续探索。
这股萌芽中的“西学”兴趣，目前仅存在于少数思想活跃的年轻士子的小圈子里，影响微乎其微，但却是一颗可能在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种子。它代表着大明最年轻的知识精英阶层中，开始有人尝试跳出传统的华夷框架，以相对平实的心态去了解和思考外部世界。
西苑精舍，朱厚照的案头堆放着来自江西的《特色工坊辑录》摘要、格物院关于技术推广遇到问题的简报、王良从广州发来的海外情报与贸易分析、边镇请饷及隐晦报告边境“市易”情况的奏章，甚至还有东厂关于南京国子监某些士子私下聚集、谈论“异域文章”的零星记录。
他一份份仔细阅读，脑海中仿佛展开了一幅动态的帝国全景图。图上有江西工坊区冒起的袅袅青烟，有岭南港口堆积如山的货箱与异域帆影，有边墙下隐秘的物物交换，有年轻士子在油灯下困惑又兴奋地翻阅着异国文字，也有朝堂之上关于皇子教育、新政得失永无休止的议论。
一切都在动，在变。有的方向是他乐见并推动的，有的则出乎意料甚至暗藏风险。没有一条线是笔直平坦的，都充满了尝试、阻力、调适与利益的重新分配。
“这才是活生生的大明啊。”朱厚照放下最后一份文书，揉了揉眉心，嘴角却噙着一丝复杂的笑意。混乱中有生机，阻力下有突破，危机里藏机遇。
人力有穷时，他知道自己一个人是无法掌控每一个细节，但只要牢牢把握住大势的方向——推动生产力提升、规范经济秩序、稳固边疆、保持对外部世界的清醒认知、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并不断根据反馈调整策略，中华民族这艘巨轮便不会偏离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