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那会儿，天下乱得像一锅煮沸的粥，谁都想舀一勺。后汉高祖刘知远刚进大梁城，屁股还没坐热龙椅，就开始论功行赏。赏什么呢？赏房子。
太师冯道的宅子给了苏禹珪，太子太傅李崧的宅子给了苏逢吉。
李崧当时人在真定，压根不知道自家宅子已经换了主人。等他跟着契丹人兜了一圈回来，才发现苏逢吉不但住进了他的房子，还把他家埋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全刨走了，连洛阳的庄园也一并占了。
李崧站在自家门口，看着苏逢吉的家丁进进出出搬东西，愣了半天，问身边的弟弟李屿：“这……这是咱家吧？”
李屿咬着牙说：“哥，咱家现在是苏家了。”
李崧叹了口气，从袖子里摸出一张房契，亲自送到苏逢吉府上，赔着笑脸说：“苏公，这宅子您住着，房契您收好。”
苏逢吉接过房契，翻来覆去看了两眼，脸色反而更难看了——李崧这么识趣，倒显得他苏逢吉像个明抢的强盗。
李崧的弟弟李屿和李嶬可没这么识趣。这哥俩跟苏逢吉家的子弟同在朝中做官，三天两头碰面喝酒。酒一喝多，嘴就管不住了。
“姓苏的占了我们家的房子，还把我们家埋的东西全挖走了！”李屿喝得脸红脖子粗，拍着桌子喊。
“就是！那宅子是我爹攒了一辈子才置办下来的！”李嶬跟着附和。
这话传来传去，传到了苏逢吉耳朵里。苏逢吉端着茶杯，眯着眼睛听完，轻轻把杯子搁在桌上，嘴角微微上扬。
“是吗。”他说。就两个字。
二
李崧府上有个仆人，叫葛延遇，专门替李屿跑腿做买卖。这人手脚不干净，东扣一点西瞒一点，油水捞了不少。李屿查账查出了问题，把葛延遇叫来，当着满院子的面，噼里啪啦抽了一顿鞭子。
“欠我的钱，限你三天之内还清！”李屿扔下鞭子走了。
葛延遇趴在地上，背上火辣辣地疼，眼睛里全是恨意。他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找到了一个人——苏逢吉家的仆人李澄。
两人蹲在墙角，葛延遇揉着背说：“老子替他卖了三年命，捞几个铜板怎么了？他倒好，当众打我。”
李澄眼珠子一转：“你想不想报仇？”
“怎么报？”
“告他谋反。”
葛延遇愣了一下，随即咧开嘴笑了：“这主意好。”
两人连夜写了状纸，说李屿跟哥哥李崧、弟弟李嶬，勾结外甥王凝，纠集家僮二十人，打算趁先帝灵柩出殡的时候放火焚烧京城，起兵造反，还派人带着蜡丸密信去河中勾结叛将李守贞，另外派人去召契丹兵。
苏逢吉拿到状纸，看完之后，把纸往桌上一拍：“好。好得很。”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派人去请李崧到家里来。
李崧接到邀请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他跟苏逢吉的关系，满朝皆知——面子上过得去，里子早就烂透了。苏逢吉突然请客，这饭能吃吗？
但他不能不去。
到了苏府，苏逢吉笑脸相迎，又是倒酒又是夹菜，一口一个“李公”叫得亲热。李崧越听越瘆得慌。
酒过三巡，苏逢吉放下筷子，笑眯眯地说：“李公啊，你家里是不是有个叫葛延遇的仆人？”
李崧一愣：“是有这么个人。”
“他告了你弟弟李屿谋反。”苏逢吉的语气轻描淡写，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李崧手里的酒杯差点掉在地上。
“苏公，这……这不可能！我弟弟虽然性子直了些，但绝不可能谋反！”
苏逢吉叹了口气，一副为难的样子：“李公，我也不信。但状纸都递上来了，总得走个程序吧？您先在这儿歇着，我让人去请李屿过来说清楚。”
李崧还没来得及回话，几个侍卫已经走了进来，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到了偏房。门一关，锁一落。
李崧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对着窗外的月亮，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个宅子，跟苏逢吉占去的那座，格局几乎一模一样。
三
李屿被押到侍卫狱的时候，还嘴硬。
“我没有谋反！这是诬告！”
主审的人叫解晖，是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的心腹，职务是孔目官，专门管监狱里的“技术活”。
解晖蹲在李屿面前，歪着头看了他半天，然后转头吩咐手下：“先来点开胃菜。”
侍卫们搬来一排刑具。李屿扫了一眼，有断舌的钳子，有折足的夹棍，有斫筋的刀片。他的脸色开始发白。
“我说……”李屿的声音在发抖，“我说。”
于是李屿“自诬”了。他招认的内容跟葛延遇的状纸差不多，只不过人数从二十人变成了“与哥哥李崧、弟弟李嶬、外甥王凝以及家僮共二十人”。
案卷送到苏逢吉手里，苏逢吉拿起毛笔，蘸了蘸墨，轻轻在“二十”两个字上划了一道，旁边写了两个字：五十。
然后他把笔搁下，吹了吹墨迹，满意地笑了。
“报上去吧。”
史弘肇看到案卷的时候，只说了三个字：“斩了吧。”
四
史弘肇这个人，有个特点：他不喜欢读书人。
他曾经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这帮文人，就是让人受不了！动不动就管我们叫‘卒’，好像我们当兵的不是人似的！”
他对文人的厌恶，最后转化成了对所有“犯事”的人一视同仁的残忍。他管京城治安，抓到人根本不问轻重，拉到街上就砍。什么断舌、决口、斫筋、折足，花样比刑部还全。
有一回，一个老百姓仰头看了看天——那年头太白星白天出现，大家都觉得稀奇——被坊正抓了送到史弘肇面前。史弘肇连眼皮都没抬：“腰斩。”
还有个喝醉了的，跟一个军士拌了两句嘴，军士说他“散布谣言”，直接拖出去弃市。
所以李崧这案子落到史弘肇手里，结果已经注定了。
十一月甲寅那天，诏书下来了：李崧、李屿、李嶬一家骨肉，连同供词牵连的人，全部处斩，暴尸街头。
葛延遇和李澄不但没罪，还得了厚赏。
行刑那天，东市围满了人。李崧跪在刑场上，回头看了一眼弟弟李屿。李屿低着头，一句话不说。
李崧忽然笑了。
“屿啊，”他说，“咱家那宅子，现在是谁在住？”
李屿没回答。刀落下来了。
五
李崧死后，京城里的气氛变得很怪。
士大夫们突然发现了一个要命的事实：他们家里那些仆役，现在腰杆都硬了。以前是主人训仆人，现在是仆人拿捏主人。谁家没点见不得人的事？谁家没个把怨言？葛延遇告倒了李崧一家，还得了赏，这条发财路谁不想走？
“你听说了吗？张家的仆人也学着葛延遇，写了状纸。”
“写了什么？”
“说张家老爷私藏兵器。张家老爷吓得当场把家里的菜刀都扔了。”
从此以后，士大夫们对家里的仆人，客气得不得了。逢年过节发红包，说话轻声细语，生怕哪句话让仆人不高兴了，转头就递一份“谋反”的状纸上去。
有个叫陶谷的翰林学士，在这件事里也出了一份力。李崧的族侄李昉有一次去拜访陶谷，陶谷忽然问他：“你跟李侍中是什么关系？”
李昉恭恭敬敬地回答：“是远房叔父。”
陶谷点点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李氏这场祸事，我出了力。”
李昉听完，汗如雨下，坐了没一会儿就告辞了。出了门，他的后背全湿透了。
六
司马光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到这件事，笔调很克制，但克制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他记下了葛延遇的贪、苏逢吉的诈、史弘肇的暴、李崧的冤，然后在结尾加了一句：“自是士民家皆畏惮仆隶，往往为所胁制。”
司马光一辈子都在写“礼”和“法”。他写这段历史，大概想说的是：当一个时代没有了“法”，剩下的就只有“势”。苏逢吉有势，所以他能改供词；史弘肇有势，所以他能不问轻重就杀人；葛延遇和李澄抓住了“势”的缝隙，所以仆人能告倒主人。至于李崧——他曾经也有势，后晋的宰相，枢密使，一句话能调动千军万马。但到了后汉，他的势没了。没势的人，连一间宅子都守不住。
司马光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没有直接骂苏逢吉，也没有直接骂史弘肇。他只是把事实摆出来，让读的人自己去想：如果我是李崧，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是那个时代的士大夫，我会不会也像李昉一样，听完陶谷的话之后“汗出”？
作者说
李崧冤狱这件事，后世讨论得不多，但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是因为“谋反”本身而发生的，而是因为“谋反”这个罪名太好用了。
葛延遇的动机是私怨，苏逢吉的动机是私利，史弘肇的动机是“顺手”——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台完美的绞肉机。李崧不是第一个被绞进去的，也不是最后一个。
但我想说的不是“冤案”本身。我想说的是：这个故事里最可怕的，不是苏逢吉改供词，也不是史弘肇杀人不眨眼。最可怕的是陶谷那句“李氏之祸，谷出力焉”。
陶谷不是李崧的仇人，不是葛延遇的同谋，也不是苏逢吉的心腹。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在权力场上混的文人，知道李崧要倒了，所以顺手推了一把，然后在事后跟李昉炫耀——注意，是炫耀，不是忏悔。
这才是那个时代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它不需要你主动作恶。你只需要在权力场上某个时间，站在某个位置，做一件很小的、很顺手的事，就能把一个人推进深渊。而多年以后，你甚至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李崧的冤狱，是一个“顺手”的悲剧。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李崧，当苏逢吉笑眯眯地请你“到家里坐坐”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是赴宴，还是连夜带着家人跑路？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