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湄终于放下笔，抬起头，坦然直视他：“王爷是摄政王，是陛下的臣子，这是名分。王爷大权在握，这也是事实。陛下学习如何与位高权重的臣子相处，是帝王必修之课，无关个人好恶。至于王爷是忠是奸，”她顿了顿，一字一句道，“时间自会证明，而非臣妾或陛下此时的猜度所能定论。”
她巧妙地将个人立场上升到帝王术的层面，既回应了陆其琛的质疑，也回避了直接表态。陆其琛深深地看着她，似乎想从她眼中找出丝毫的闪烁或隐瞒，但最终只看到一片沉静的深邃。
“好一个时间证明。”他最终哼了一声，转身走开，“但愿他学到的是帝王心术的‘正道’，而非旁门左道。”
李余然确实在努力学习。他不再仅仅依赖太傅的讲授，而是开始主动翻阅《实录》、《通鉴》，甚至找来一些前朝名臣的奏疏文集，试图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他发现自己开始能理解陆其琛某些看似酷烈手段背后的无奈，也更能看清朝堂上那些看似忠贞言辞之下可能隐藏的私心。
这种认知上的成长，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孤独和压力。他无法与太傅深入探讨这些“阴暗”的领悟，更不能与陆其琛交流。他偶尔还是会召见安湄，问询的不再是具体的政事，而更多是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前朝典故、人物评述。他在通过这种方式，验证自己的判断，也在安湄温和而富有智慧的解读中，寻求一丝精神上的慰藉与指引。
安湄敏锐地察觉到了他这种变化。她不再给他具体的建议，而是引导他思考，帮助他建立更完善的分析框架。她知道，自己能做的，是帮助他形成独立而健全的判断力，至于他未来会用这判断力做出何种选择，已非她所能控制。
渊国，通商理事馆。
新任理事官杜明远，年纪比周晏更轻，气质儒雅，更像一位学者。他并未急于恢复周晏时期的激进渗透，而是将重心放在了“文化交流”与“民生合作”上。他频繁拜访晟国“励耘阁”，与其中的学者探讨技艺；组织渊国商队，带来更多晟国急需的医药、书籍和优质作物种苗；甚至出面调解了几起晟国与周边小部落的边境摩擦，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这种温和无害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晟国朝野的警惕。连陆其琛接到报告时，也暂时未发现其有明显越轨行为，只吩咐加强监控。
然而，杜明远却通过这种“友好”接触，更广泛地接触到了晟国各个阶层，尤其是那些对现状不满、或对渊国制度抱有好奇心的士子和低级官吏。他不动声色地收集着信息，尤其是关于小皇帝李余然性情、喜好、以及其与摄政王关系细节的信息。
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打破了表面的平静。
南方三州夏季遭遇数十年不遇的洪涝，灾情严重，流民数十万，疫情也开始冒头。消息传至京城，朝野震动。
这是李余然登基以来，面临的第一次大规模自然灾害。陆其琛立刻召集内阁与相关各部商议对策。
朝堂上，关于如何赈灾、由谁主导，产生了分歧。旧派官员主张沿用旧例，由户部统筹，地方官府执行，意在掌控钱粮，从中牟利，并可能借此拖延，给陆其琛和新政抹黑。而陆其琛则力主启用“励耘阁”中精通水利和工事的能吏，联合户部中有能力的官员，组成专门的赈灾督办司，携带部分新筹集的款项和物资，直接赶赴灾区，高效救灾。
双方争论不休。陆其琛虽权势滔天，但面对天灾和复杂的官僚体系，也无法完全乾纲独断，尤其是一些程序上的问题，需要皇帝的首肯。
压力给到了李余然。
御书房内，李余然看着两份截然不同的方案，眉头紧锁。一方是遵循祖制、看似稳妥却可能效率低下且弊端丛生的旧方案；另一方是打破常规、追求高效却可能触动更多利益、引发非议的新方案。
他知道，这是陆其琛对他的又一次考验，也是他展现自己决断力的机会。
他召来了安湄，但没有询问她该选哪个，而是问：“王妃，若依摄政王之策，朝中反对声浪必然不小，若救灾过程中再有差池，摄政王与朕，皆会备受指责。若依旧例，或许平稳，但灾民之苦，恐怕……”他没有说下去。
安湄看着他，明白他已然看清了利弊，只是在权衡风险。她轻声道：“陛下，为君者，当以社稷民生为重。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稳妥固然重要，但数十万灾民的生死，耽搁不起。陛下若坚信摄政王之策更利于救灾，便当力排众议。至于非议……承担骂名，本就是帝王责任的一部分。”
她的话，坚定了李余然的决心。
次日朝会，当双方再次争执不下时，李余然第一次在重大国事上，做出了明确而强势的表态。他驳回了沿用旧例的提议，力挺陆其琛的方案，任命“励耘阁”官员与户部干员组成督办司，并从自己的内帑中拨出一部分，以示支持。他甚至当庭引用了一句圣人之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少年皇帝清晰有力的声音回荡在大殿中，让许多官员为之侧目。陆其琛看着龙椅上那个目光坚定的少年，眼中闪过一丝极难察觉的复杂光芒——有惊讶，有审视，或许，还有一丝微不可察的……欣慰？
救灾方案得以迅速推行。效果是显着的，新组建的督办司效率极高，有效遏制了灾情和疫情的蔓延。
然而，正如预料，非议随之而来。旧派官员暗中散布流言，指责陆其琛借机安插私人，皇帝年幼受其蒙蔽。甚至有人将小皇帝内帑出资的行为，曲解为陆其琛架空皇帝、侵吞皇室财产的又一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