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四日，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我军自动退出武汉。
王汉彰从电台里听到中央通讯社的电讯之后，脸色变得铁青。
自动退出。这四个字，他在徐州听过，在无数个失守的城市听过。
每一次丢城，战报上都要写一句“自动退出”，好像不是被人打跑的，是自己大大方方地走的。可每一次“自动退出”，背后都是实实在在的丢了城，是城破之后，百万民众沦于敌手，任人宰割。
轻飘飘的四个字，盖住了多少败兵、多少难民、多少条人命。
武汉丢了。广州丢了。信阳丢了。大亚湾被登陆了。珠江三角洲被占领了。中山舰沉了。
王汉彰站在地图前，看着武汉和广州的位置。
武汉在长江中游，广州在珠江口。这两个地方一丢，日军的势力就连成了一整片。从北平到武汉，从武汉到广州，大半个中国，都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他站在那张地图前，顺着一个个地名往下看，只觉得那块代表日军占领区的颜色，正从北往南、沿江沿海，几乎要把整张图都涂满。
更要命的是，广州一丢，粤汉铁路就被切断了。
粤汉铁路，是连接武汉和广州的大动脉。这条动脉一断，南方的物资运不到武汉，武汉的部队也撤不到南方，南北之间的那口气，一下子就被掐断了。整条战线，被日军一刀切成了两段。
王汉彰又想到了重庆。
重庆在四川，四面环山，外头还横着长江天险。国民政府退到重庆，靠着高山和三峡，勉强能撑住最后一口气。
他在心里算了算，这一退，已经是一退再退。先是从南京退到武汉，如今又从武汉退到重庆，国府的中枢，被日本人一路撵着往西，离着出海口、离着富庶的东南，越来越远。
往好处想，越往西退，日本人的补给线拉得越长，中国的纵深却越厚，这是持久抗战的本钱；往坏处想，要是连四川的山都挡不住，那真是再无容身之处了。
可重庆能不能守住，谁也不知道。日军可以从长江一路往上打，可以从贵州往里打，也可以从云南往里打。重庆要是也丢了，国民政府还能往哪里退？
退到西藏？退到印度？还是，干脆投降？
王汉彰不敢往下想。
外面的天已经暗了。王汉彰看着外面的街道，心里在想：武汉丢了，广州丢了，冀东的暴动也失败了。接下来，自己该何去何从？
是继续在天津潜伏，守着泰隆洋行这点家底，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接着熬？还是撤到大后方，去重庆找国府？还是去香港，找赵若媚和孩子？
还是……和日本人……
他使劲地摇了摇头，把最后这个念头，从脑子里硬生生晃了出去。
这一条，别人碰得，他碰不得，因为他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绝对不能跟日本人合作，这是他的底线，是哪怕走到山穷水尽，也不能迈出去的一步。
可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一夜，天津的夜，比哪一天都黑。
十月三十一日，抵达陪都重庆的蒋委员长，召开军民大会，在大会上宣读《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
这篇告全国国民书，很快就透过电台和报纸，传遍了大后方，也传到了天津。
王汉彰是从报纸上一字一句看完的。
告国民书里写道：敌寇在鲁南会战以前，即已扬言进图武汉。迨犯豫失利，侵皖受阻，乃倾其海陆空军全力，沿江进犯，激战五月。我将士浴血奋斗，视死如归；民众同仇敌忾，踊跃效命。牺牲愈烈，精神益振。
这一段，说的是前线的惨。王汉彰读着，没有话说。几个月下来，沿江要塞一座一座地填人命，将士的血，确实没少流。
他在心里把这五个月又过了一遍。从六月十二日安庆那一天起，到马当、彭泽、湖口，再到如今的武汉，这五个月，日本人是顺着长江一寸一寸地往西拱，中国军队是一道防线一道防线地往后退。每一道江防、每一座山头，都没少打，也都没少死人。可打了五个月，死了这么多人，最后还是把武汉给丢了。
承认将士拼命，是一回事；可拼命还输掉了，这背后的滋味，才最难熬。
可再往下，话头就变了。
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与短长，正相悬殊；我唯能处处立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
王汉彰看到这里，冷笑了一声。
“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全局”——这话说得轻巧。丢了徐州，又丢了武汉、广州，大半个中国都丢了，还说不影响全局。这是把溃退，说成了“主动”；把一处接一处地守不住，说成了“早有预料”。
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且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
这一段，是把“丢武汉”说成了“任务完成”。
王汉彰只觉得荒谬。打之前，说的是“死守武汉、决不容再失”；守不住了，又说守武汉本来就是为了“阻滞、消耗、迁工业”，如今“任务已毕、目的已达”。
蒋委员长这张嘴，横着是嘴，竖着是?啊！
不过，他也并非全被蒙在鼓里。告书里说的“迁移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人力物力移植西部”，这一条，他知道有一半是真的。早在武汉还没开打时，他就从监听里听说，武汉的兵工厂已经在拆机器、往重庆、昆明运了。把工厂、人、物往西南搬，确实是在做长远的打算，也确实是在为持久抗战留家底。
可这本来是“守不住才做的最坏打算”，如今在告书里，反倒成了“守卫武汉的任务本来就在于此”。事先的慌张、被动，一笔抹平，全说成了从容布置。这一手翻云覆雨，王汉彰看了，心里冷笑。
吾同胞须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认为战事之失利与退却。
自今伊始，全体国民必须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这话，连写它的人，自己信不信？
这篇告全国国民书，说得天花乱坠，但王汉彰却明白一个道理。
如果武汉能守住，傻子才他妈愿意像丧家之犬一样，被日本人追着屁股撵到地跑到重庆的山里去。说什么任务已毕、目的已达，不过是给自己丢城失地，找一块体面的遮羞布罢了。
倒是最后那几句——“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这几句，他听着实在。眼下这个局面，是真要苦熬了。
武汉失守之后，全国上下，陷入到一片绝望之中。
原本那些准备投日、但还在观望的人，见大势不妙，纷纷落水。有些原本还念着几分民族大义的，这会儿也扛不住了，想着“识时务者为俊杰”，转头就去给日本人做事。
这样的局面，让王汉彰忧心忡忡。
仗打败了，还能再打；城丢了，还能再夺。可人心要是散了，再想要聚起来，那可就难了。
他在租界里这些年，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一幕。城破之前，大家还能咬着牙、抱团取暖；可一旦让大家觉得“日本人赢定了、国府回不来了”，那人心就活了。头一个落水的，是原本就没什么操守、只图保命保财的；这种人一带头，后头那些还在犹豫的，就会跟着倒；最后，连那些本想坚持的，也会因为势单力薄、独木难支，被生生裹挟进去。
这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事，是一股风。风一起，黑白就颠倒了——投日的反倒成了“识时务”，守着的反倒成了不识好歹的傻子。
这种时候，人心最容易被拉走。
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人，一看武汉丢了、广州丢了、国府退到重庆去了，就会觉得大势已去，不如投了日本人，好歹保条命、保住身家。这种念头一旦生出来，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一个传一个，最后连原本想守的人，也守不住了。
比日本人的枪炮更要紧的，是不能让这股泄气，先垮了租界里的人心。
王汉彰心里清楚，他得做点什么。
正好这些日子，孙星桥总是在自己的眼巴前晃荡。
王汉彰知道，他这是想问拜师的事情，想让他把那桩“大开香堂、收他为徒”的承诺，兑现了。
这家伙的身份，虽然成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办事还是很有能力的。冀东暴动的情报、泄密的急报，都是他带回来的。眼下这么个局面，不如就收了他，利用开香堂的机会，提振一下涣散的人心。
青帮开香堂，是大事。
香堂一开，师徒的名分就定了。孙星桥进了门，就是他的人了，往后他做的一切，都代表着他王汉彰。
可这层利底下，也压着一层险。如果孙星桥真是赤党的人，是赤党故意埋在他身边的钉子，那香堂一开，他的一举一动、门下的底细、在租界里的这些布置，就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赤党的眼皮子底下。
这个赌注，他不能不掂量。
但更重要的是，开香堂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在天津卫这个地方，青帮的香堂一开，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所有人：他王汉彰还在，他的势力还在，他的规矩还在。那些慌了神的人、那些在投不投日之间举棋不定的人，看到香堂开了，看到他还能稳稳当当地收徒、立规矩，心里多少就能稳一稳。
越是天塌下来的时候，越得有个人站着，让旁人看见——这租界里，还有一根没倒的柱子。
再者，他心里还藏着另一层算盘。孙星桥这些日子，名义上替他办事，根子上到底是哪边的人，一直没断干净。一旦拜了师、递了门生帖，在这天津卫，就等于当着众人的面，把自己跟他王汉彰绑在了一条船上。往后他再要替赤党递消息，就得掂量掂量，这是不是在卖自己的师父、坏自己的名分。这一开香堂，既给了他名分，也套上了一道他挣不脱的绳。
是真好收服，还是另有反骨，他往后有的是时间，一桩一桩地试。
这件事，既收了孙星桥，也稳了人心，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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