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藏在枕头下的丝巾，像一簇微弱的火苗，在王亚茹艰辛的生活里投下了一小片温暖的暖光。然而，现实的寒冷却远比这点暖意更刺骨。
丝巾定情后的几天，王亚茹虽然眉眼间偶尔会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柔软，但李铁柱却敏锐地察觉到，她眉宇间那抹挥之不去的沉重，似乎比以往更浓了。
算账时更容易走神，搬货时也时常显得心事重重。
这天下午，生意清淡。王亚茹坐在柜台后，面前摊开着账本，手里拿着铅笔，却久久没有落下一个字。目光怔怔地，没有焦点。
李铁柱搬完一箱新到的货，擦了把汗，走到她身边，轻声问：“亚茹，怎么了？看你这两天，心神不定的。”
王亚茹像是被惊醒，猛地回过神，下意识地合上账本，脸上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没……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她的掩饰在李铁柱看来欲盖弥彰。他没有追问，只是默默给她倒了碗水。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打补丁蓝布褂、面色焦急的半大少年气喘吁吁地跑到摊位前，带着哭腔喊道：“姐！姐！不好了！娘……娘又咳血了！比上次还多！”
来人是王亚茹的弟弟，王亚兵。
王亚茹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手里的铅笔“啪嗒”一声掉在柜台上。她猛地站起身，声音都变了调：“你说什么？！请大夫了没？！”
“请了……赤脚医生来看过了，说……说让赶紧送县医院，怕是……怕是老毛病又凶了！得用贵点的药，还要……还要住院观察！”王亚兵带着哭音，无助地看着姐姐。
住院！贵药！这几个字像重锤砸在王亚茹心上。她身体晃了一下，勉强扶住柜台才站稳。手指因为用力而关节发白。
李铁柱在一旁听得真切，心里也是一沉。他知道王亚茹母亲常年咳喘，是个药罐子，却没想到突然严重到这个地步。
“亚茹，你别急。”他上前一步，稳住她的胳膊，“需要多少钱？我这儿有！”
王亚茹却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甩开他的手，声音尖锐而急促，带着一种濒临崩溃的抗拒：“不用！我的事，不用你管！”
她慌乱地拉开柜台抽屉，手忙脚乱地翻找着，将里面所有的毛票、分币都抓了出来，又掏出自己贴身藏着的布包，里面是她这几个月省吃俭用攒下的所有工钱。
她把所有的钱堆在一起，手指颤抖着数着，越数脸色越白。那点钱，对于住院和昂贵的药物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不够……还不够……”她喃喃自语，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眼神里充满了绝望。
李铁柱看着她这副样子，心疼得像被针扎一样。他知道她自尊心强，不愿接受“施舍”，尤其是在两人关系刚刚突破的微妙时刻。
他没有再直接说给钱，而是换了一种方式，语气沉稳，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亚茹，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婶子的病要紧！”
他转向慌乱的王亚兵，快速吩咐：“亚兵，你赶紧回去，收拾点婶子的日用东西，准备去医院！”
然后他对王亚茹说，语气果断，像在安排工作：“你带上这些钱，和亚兵立刻送婶子去县医院挂号办手续！钱不够没关系，我先垫上！这不算借，算我预支给你未来三年的工钱！你以后慢慢用工资抵！”
他巧妙地用了“预支工钱”的说法，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又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她的尊严。这不是施舍，是预支的劳动报酬。
王亚茹猛地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他。他眼神清澈而坚定，没有怜悯，只有一种“我们是一体的，理应共同面对”的坦然。
那句“未来三年的工钱”，像一块厚重的基石，瞬间稳住了她摇摇欲坠的世界。
“快去吧！耽误了病情才是大事！”李铁柱催促道，从自己随身带的钱包里（这是他开始赚钱后买的），数出厚厚一沓十元大钞，不由分说地塞进她手里，“这些先拿着，不够再回来拿！医院我熟，需要找人的话，我去找马主任想办法！”
他考虑得周全，甚至想到了可能需要的“关系”。
王亚茹握着那沓沉甸甸的、带着他体温的钞票，看着他那张因为急切而显得格外认真的脸，所有的倔强和伪装在这一刻土崩瓦解。眼泪终于决堤而出，不是委屈，是一种混合着感激、依赖和无法言说的复杂情感。
她用力点了点头，喉咙哽咽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拉起弟弟，揣好钱，踉跄着就往外跑。
“等等！”李铁柱又叫住她，快步从柜台里拿了一条厚实的新围巾（本是准备卖的），追上去塞给她，“晚上冷，戴着！医院有什么事，让亚兵来回跑，或者托人捎个信来！摊子这边你别管，有我！”
王亚茹接过围巾，深深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包含了千言万语。随即转身，消失在街角。
李铁柱站在摊位前，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长长吐出一口气。他知道，这次危机，是考验，也是契机。他不仅要在物质上支持她，更要在精神上成为她的依靠。
他转身，看着暂时空荡的摊位，眼神变得锐利而坚定。他必须把生意做得更好，赚更多的钱，才能有底气为她，也为他们共同的未来，遮风挡雨。
王亚茹家的困境，像一面冰冷的镜子，照出了现实的残酷，却也像一剂催化剂，让他肩上的责任感和奋斗的目标，变得更加清晰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