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四日，农历大年二十七。
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柳城上下已经醒了过来。
与往日不同的是，今天的柳城少了机器的轰鸣，多了人流的喧嚣。
因为今天工厂都放假了！
从城东的纺织厂到城西的机械厂，从南边的食品加工厂到北边的日用品厂，一扇扇大门敞开，一群群工人背着大包小包涌了出来。
他们穿着工装，但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一脸的疲惫，更带着回家的急切和喜悦。
城北汽车站，此刻已经成了人的海洋。
车站不大，候车室更是小得可怜，根本装不下这么多人。人群从车站里漫出来，挤满了门前的广场，又从广场漫到街上，沿着马路牙子排出二里地去。
售票窗口前，队伍弯了好几道弯，像一条巨大的蚕蛹，在缓缓的蠕动着，还没有买到票的人踮着脚尖往前看，数着前面还有多少人，然后叹一口气，继续等。
候车的人群里，各式各样的行李堆成了小山。
蛇皮袋，红的绿的蓝的，装得鼓鼓囊囊，用麻绳捆着；帆布包，洗得发白了，里面装着给家里老人买的棉袄、给孩子买的书包。
扁担，两头挂着包袱，颤颤悠悠地压在肩上——那是从老家带来的老物件，进城时挑着行李，回家时还挑着行李。
有人在啃干粮，有人靠着行李打盹，有人凑在一起聊天，聊工厂里的事，聊城里的事，聊家里的事。虽然挤，虽然慢，但没有争吵，没有推搡。大家伙儿心里都明白——过年嘛，都得回家，谁不急？急也没用，慢慢等呗。
一个穿着灰色棉袄的年轻人站在队伍尾巴上，伸长脖子往前看了看，又看了看手表，叹了口气。
他叫刘况，在城东一家纺织厂干了整整一年。
旁边的同乡们也都踮着脚往前瞅。队伍一动不动。
他看见前面一个老汉，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肩上挑着一根扁担，两头挂着鼓囊囊的蛇皮袋，一边走一边回头喊：“丫头，跟紧了！”
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紧紧跟在后面，怀里抱着一个包袱，脸蛋被挤得通红，但眼睛亮晶晶的，满是笑意。
再往前，一个年轻媳妇蹲在地上，正在重新捆扎散开的行李。她男人站在旁边，手里抱着孩子，嘴里念叨：“叫你少带点少带点，非要带这么多……”
那媳妇头也不抬：“这是给咱娘买的药，这是给大丫的布，这是……你别叨叨了，快帮忙！”
孩子在她男人怀里咯咯笑。
刘况看得想笑，又觉得心里暖烘烘的。这些人，都是从工厂、从工地上出来的，辛苦了一年，现在要回家过年了。
刘况跟着队伍挪了半个时辰，才往前走了十几米。
他踮起脚往前看，售票窗口还远着呢，队伍动都不带动一下的。
“这得等到啥时候啊？”刘况嘀咕道。
“等到天黑也够呛。”旁边一个瘦高个儿说，“我昨儿个就听说了，车站这几天天天爆满，有的人排了一天一夜才挤上车。”
刘况皱起眉头，又看了看那条长龙。从这儿到售票窗口，少说也得小一千号人。等排到，再等车，再晃悠回去……怕是真得在大街上过年了。
他突然眼睛一亮，转头对同乡们说：
“大家伙，要不咱们走回去吧！”
旁边几个人都愣住了。
“走回去？”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瞪大眼睛，“那得走多久啊？”
刘况掰着指头算：“咱们刘家村离这儿也就五十来里地。走得快点儿，十几个时辰准能到。比在这儿傻等着强！”
“对啊！”另一个年轻人拍了一下大腿，“在这儿等，等半天还不知道能不能挤上车。走回去，明天肯定能到家！”
几个人纷纷看向人群里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
那汉子皮肤黝黑，膀大腰圆，一看就是个干力气活的。他叫栓子，是他们这帮同乡里年纪最大的，也是大家公认的“头头”。
栓子眯着眼看了看那条长龙，又看了看刘况，点了点头：
“刘况说得对。在这儿干等不是个事儿。咱们走回去！”
他把肩上的扁担往上颠了颠，扁担两头挂着两个鼓囊囊的蛇皮袋，少说也有七八十斤。他深吸一口气，大声说：
“兄弟们，咱们走回去！回家过年咯！”
“走回去！回家过年咯！”几个人齐声应和，挑起担子，背起包袱，离开了那条蜿蜒的长龙。
车站外的大街上，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着。
不单单是他们，还有很多人看到大排长队的汽车站也都选择了走路回去。
回刘家村的队伍中，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凑到旁边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身边，眼睛直往他包袱里瞅：
“夯子哥，你那包里装的啥啊？鼓鼓囊囊的。”
那汉子叫夯子，是这帮人里话最少的一个。他咧嘴笑了笑，拍了拍包袱：
“给我那三个娃买的新书包，还有几套新衣裳。”
“书包？”旁边另一个人凑过来，“城里的书包啥样？”
夯子把包袱打开一角，露出几个花花绿绿的书包。
瞅瞅，城里的娃都背这个。” 夯子脸上满是藏不住的自豪，“我大闺女今年就上村里的小学了，得给她备个像样的书包。”
“哎哟，这可真好！” 几个人连声称赞。
“你闺女才多大？就上学了？”
“七岁了。” 夯子说，“如今咱们日子好过了，要不是有义务教育，咱这些娃哪有机会读书啊。”
“可不是嘛，跟着元首，咱们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一群人边走边聊，虽然很累，但脸上都带着笑。
他们出来打工一年，如今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家过年了。
这就是九州第一个工业年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