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八年（公元464年，甲辰年）
春天正月丁亥，北魏皇帝封他弟弟拓跋云为任城王。
戊子，让徐州刺史新安王刘子鸾兼任司徒。
夏天闰五月壬寅，太宰义恭兼任太尉。
皇上到了晚年特别贪财，刺史、郡守这些官员任期满回朝，皇上一定会规定他们进献财物，还通过玩樗蒲这种赌博游戏把他们的钱财赢过来，非要让他们输得精光才罢休。皇上整天喝酒，很少有清醒的时候，常常趴在几案上昏睡。但要是外面有奏事的，他马上就神情严肃，整理仪容，一点酒态都没有了。因此朝廷内外的人都怕他，没人敢懈怠偷懒。庚申，皇上在玉烛殿去世。留下遗诏说：“太宰义恭解除尚书令的职务，加授中书监；让骠骑将军、南兖州刺史柳元景兼任尚书令，进入城内居住。事情不管大小，都要告知这两位，大事要和始兴公沈庆之一起商量决定；要是有军事行动，就全都交给沈庆之；尚书省的事务，委托给仆射颜师伯；对外统领的事务，交给领军将军王玄谟。”当天，太子继承皇位，年仅十六岁。宣布大赦天下。吏部尚书蔡兴宗亲自捧着玉玺绶带，太子接受时，态度傲慢，脸上一点悲伤的神情都没有。蔡兴宗出来后，告诉别人说：“以前鲁昭公在丧事上不悲伤，叔孙就知道他不会有好结果。国家的灾祸，恐怕就在这儿了！”
甲子，下诏又让太宰义恭总领尚书省事务，柳元景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兼任丹阳尹，解除南兖州刺史的职务。
六月丁亥，北魏皇帝前往阴山。
秋天七月己亥，任命晋安王刘子勋为江州刺史。
柔然的处罗可汗去世，他的儿子予成继位，号称受罗部真可汗，改年号为永康。予成率领部众侵犯北魏；辛丑，北魏北方边境巡逻的军队把他们打败了。
壬寅，北魏皇帝前往河西。高车五个部落聚集在一起祭天，人数多达几万。北魏皇帝亲自去观看，高车人特别高兴。
丙午，把孝武皇帝安葬在景宁陵，庙号为世祖。
庚戌，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乙卯，废除南北两条驰道，以及孝建年间以来更改的各种制度，恢复到元嘉年间的样子。尚书蔡兴宗在朝堂上感慨地对颜师伯说：“先帝虽然不是品德特别高尚的君主，但好歹能善始善终。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制度，这是古人所看重的。现在先帝的灵柩刚刚撤走，陵墓还在不远处，可各种制度和建造的东西，不管对错，全都改掉，就算是改朝换代，也不至于这样啊。天下有见识的人，会从这些事来观察咱们朝廷。”
太宰义恭向来害怕戴法兴、巢尚之等人，虽然接受遗诏辅佐朝政，但自己却躲避事务，颜师伯又不听从他。这样一来，政权就落到了皇上身边的亲信手里。戴法兴等人独揽朝廷大权，威望和权力影响远近，诏书敕令都出自他们之手；尚书省的事务，无论大小，都由他们决定，义恭和颜师伯就只是空有虚名罢了。
蔡兴宗觉得自己掌管官员选拔，每次上朝，就会给义恭讲选拔贤能之士的重要性，还会规谏朝政的得失，广泛地谈论朝廷事务。义恭性格懦弱，一味迎合戴法兴，总是担心违背他的意思，听到蔡兴宗说话，就吓得不敢回应。蔡兴宗每次上奏官员选拔的事情，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就随意改动，很少有按原来上奏的决定。蔡兴宗在朝堂上对义恭、颜师伯说：“皇上居丧，不亲自处理政务；但官员选拔这么机密的事，却大多被删改，又不是你们二位改的，也不知道这到底是皇上什么意思！”他多次和义恭等人就选拔之事争论，反复辩论坚持自己的观点。义恭和戴法兴都很讨厌他。于是把蔡兴宗降职为新昌太守；但不久后因为他有声望，又把他留在了建康。
丙辰，追立何妃为献皇后。
乙丑，新安王刘子鸾解除司徒兼职。戴法兴等人讨厌王玄谟的刚正严厉，八月丁卯，让王玄谟担任南徐州刺史。
王太后病重，派人去叫废帝。废帝说：“病人那里鬼多，怎么能去！”太后听了大怒，对侍从说：“拿刀来，把我肚子剖开，怎么生出这么个东西！”己丑，太后去世。
九月辛丑，北魏皇帝回到平城。癸卯，任命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特进、右光禄大夫。
乙卯，把文穆皇后安葬在景宁陵。
冬天十二月壬辰，把京城周围各郡设为扬州，把原来的扬州改为东扬州。癸巳，任命豫章王刘子尚为司徒、扬州刺史。
这一年，青州把治所迁到东阳。
刘宋境内，一共有二十二个州，二百七十四个郡，一千二百九十九个县，九十四万多户。
东部各郡连年干旱闹饥荒，一升米要几百钱，连建康的米价也涨到一百多钱，饿死的人有十分之六七。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南朝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的史事记载，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政权更迭期的政治乱象、人性百态与社会危机，其中几个维度尤其值得深思：
权力交接的“断崖式崩塌”：从“威权”到“虚政”的速朽
孝武帝晚年虽嗜酒贪财，却展现出极强的权力控制力——即便终日酣饮，遇奏事仍能“肃然整容”，令内外不敢懈怠。这种“醉而不乱”的威慑力，本质是个人权威对制度的暂时替代。但他的猝死，让权力真空瞬间暴露：
--十六岁的太子（后为前废帝）继位时“傲惰无戚容”，连基本的礼仪伪装都不屑为之，预示着新君对统治责任的彻底漠视；
--辅政体系沦为摆设：太宰义恭“避事畏权”，柳元景、颜师伯空有头衔，实权被戴法兴等“近习”（亲信宦官或侍从）掌控，诏敕皆出其手，形成“影子政府”。
这种权力交接的无序，本质是南朝皇权“人治化”的必然——依赖个人权威而非制度框架，一旦核心崩塌，整个体系便迅速失序。
制度反复背后的派系博弈：以“复古”为名的权力清算
新政权刚立，便“罢南北二驰道，及孝建以来所改制度，还依元嘉”，看似是“复古”，实则是对孝武帝时期政策的全盘否定。蔡兴宗尖锐批评：“殡宫始撤，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禅代亦不至尔”，点破了这场“制度清算”的本质：
--孝武帝曾通过改革削弱士族、强化皇权（如“孝建以来所改制度”多为限制士族特权），而新掌权的戴法兴、义恭等人，实则代表了被压制的旧势力（尤其是士族），借“复元嘉旧制”夺回权力；
--制度的反复并非基于治理逻辑，而是派系斗争的工具——“不论是非，一皆刊削”，暴露了南朝政治中“人大于法”的痼疾：政策合法性不取决于合理性，而取决于掌权者的利益。
士人困境与人性异化：在权力漩涡中的挣扎与悲凉
蔡兴宗的遭遇是当时士人命运的缩影：
--他身为吏部尚书，试图坚守“登贤进士”的铨选原则，却因顶撞权贵被降职；
--面对“选举密事多被删改”，他质问“不知是何天子意”，直指权力被私相授受的荒诞；
--即便有“人望”被留，也只能沦为权力游戏的旁观者。
而王太后的结局更显悲凉：病重时呼唤儿子（废帝），竟被以“病人间多鬼”拒绝，最终怒呼“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哪来的这种好孩子），道尽了皇室亲情在权力异化下的泯灭。废帝的极端不孝，既是个人品性问题，更是皇权失控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放纵”的体现。
民生与统治的割裂：盛世幻象下的饿殍遍野
记载末尾冷笔提及：“东方诸郡连岁旱，饥，米一升钱数百，建康亦至百馀钱，饿死者什六七”，与前文的宫廷斗争形成刺眼对比：
--当权贵们忙于争权夺利、修改制度时，百姓正死于饥荒，米价暴涨数十倍；
--宋境内“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县千二百九十九，户九十四万有奇”，看似疆域辽阔，却无法应对区域性旱灾，暴露了南朝统治的“内卷化”——官僚体系忙于内斗，对民生治理严重失能。
这种“上层狂欢、底层哀嚎”的割裂，正是南朝政权短命的根源：失去民心的统治，再精密的权力游戏也无法维系。
结语：一段浓缩的南朝衰亡密码
大明八年的史事，是南朝宋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它揭示了：皇权过度集中却缺乏制衡，必然导致“人亡政息”；士族与皇权的持续博弈，让制度沦为工具；而民生的被漠视，则为政权崩溃埋下伏笔。从孝武帝的“威权醉治”到废帝的“荒诞统治”，从士人抗争到百姓饿死，这段记载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南朝“短命王朝”的宿命逻辑——权力失去约束，治理脱离民生，再辉煌的疆域与制度，终将在人性的贪婪与混乱中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