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29日傍晚6点15分，北京的天已经沉得发黑，北京站二楼南走廊的吊灯刚亮起没多久，熙攘的人流还在为赶末班车匆匆穿行。
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击穿了车站的嘈杂——紧接着是玻璃碎裂的脆响、金属崩飞的锐响，还有无数人惊恐的尖叫混在一起，像一锅被打翻的沸水。
站在走廊尽头的旅客李建国，只觉得一股热浪从背后扑来，整个人被掀得往前踉跄了两步。
回头时，他看见走廊正中腾起一团浓黑的烟，烟里还裹着飞溅的碎块——有衣服的布片，有不知是谁的行李，还有带着血的人体组织，落在旁边的长椅上、地面上，触目惊心。
“炸了！快跑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人群瞬间乱作一团，有人抱着孩子往楼下冲，有人弯腰去捡散落的行李，还有人被绊倒在地，后面的人来不及刹车，直接从他身上踩了过去，哭喊声、呼救声在车站大厅里回荡。
短短15分钟后，曾经挤满人的北京站变得空无一人，只剩下近百名伤者在地上翻滚呻吟。
爆炸中心700多平方米的区域里，地面和墙壁上沾满了血迹、碎钢块和被炸烂的物品，9块走廊玻璃全被震飞，吊灯的金属架扭曲着垂下来，像一截截折断的骨头。
而在爆炸中心西南4.5米处，一具残缺的男尸仰卧在地上——他的两臂已经不见踪影，五脏六腑外翻着流在体外，右腿被炸飞到1米外的墙角，整个人碎得几乎拼不完整，是所有死者中最惨的一个。
这一天，北京站候车的旅客有8000多人，最终统计显示：10人被炸死，89人受重伤，至于被飞溅物划伤、被人群踩踏造成的轻伤，根本无法计数。
要知道，北京站不仅是全国铁路的枢纽，更是首都的“迎宾门”，距离天安门广场近在咫尺，多年来接待过200多个国家的外宾，日均客流量超过10万人。
消息像长了翅膀，当晚就被各国记者传到了全世界，有外国报纸直言：“这或许是中国恐怖活动的开端。”
北京市市长林乎加、公安部长赵苍璧、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一连串高官连夜赶到现场，脚下的碎玻璃硌得人发疼，空气中的硝烟味混着血腥味，让人喘不过气。
华国锋、赵紫阳等中央领导接到汇报后，接连下达指示：“务必尽快破案，稳住首都局势。”很快，580多名刑侦和技术人员组成专案组，连夜进驻北京站，一场地毯式的侦查就此展开。
就在外界猜测“这是四人帮余孽报复”时，法医和爆破专家已经趴在地上，开始一寸寸清理现场。
7个多小时里，他们从碎砖、血迹和焦黑的衣物中，小心翼翼地提取出103块碎钢片、84发子弹弹头和弹壳残片、126块人体组织，还有几片集成电池的碎皮。
化验结果出来时，技术人员的眉头拧成了疙瘩：这些残留物里，竟然含有梯恩梯、硝酸铵、二硝基重氮酚和黑索金4种成分，推算炸药总量约1公斤。
更关键的发现还在后面。通过对爆炸点的还原，专家们确定：炸弹不是制式武器，而是自制的——凶手在炸药里混了大量子弹头，就是为了增强杀伤力；
而且，引爆装置是用电发火的，现场找到的“天鹅牌”“白象牌”九伏积层电池碎皮，就是最好的证明。最核心的结论是：那个被炸得最惨的无名男尸，就是炸弹的携带者。
“你看这里。”一位老法医指着尸体残留的右下腹，“炸药紧贴着这里，爆炸时他是站立的，双手还护着炸弹，高度大概在80公分左右。”
其余9名死者的伤口都是碎铁片、弹头造成的穿击伤，只有这具尸体有明显的爆碎伤和火药熏染痕迹。
再加上现场没有找到遥控或定时装置，专家们最终断定：这是一起自杀式爆炸，凶手就是这个无名男人。
案子的突破口，一下子集中到了“无名男尸是谁”这个问题上。可难题来了——死者的颅骨被炸碎了一半，脸早已面目全非，连指纹都找不到完整的。
专案组只能请来雕塑、美容、摄影修版等行业的专家，像拼拼图一样复原死者的容貌。
半个月后，一张模拟画像终于成型：30到35岁，身高1.7米，方圆脸，眼睛不大，颧骨稍高，两耳前有稀疏的小粉刺疤，皮肤偏黑，留着长寸头，还有点络腮胡。
更重要的是，死者肌肉发达，体格健壮，看起来像是体力劳动者。
画像很快下发到北京各街道的居委会，崇文分局光明西里的一位大妈拿着画像，看了半天突然一拍大腿：“这不是隔壁王家的王志刚吗？”
专案组的人立刻赶到王志刚家，把画像递给他弟弟王志强。王志强盯着画像，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是我哥……可他头发是白的，画像上怎么是黑的？”
这话让侦查人员心里一动。他们立刻找来公安部的人像专家，把王志刚生前的照片和无名男尸的面部特征反复比对，又仔细检查了尸体的头发。
果然，发黑的头发下面，发根全是白的，显然是不久前染过。顺着这条线索，他们找到王志刚的工作单位——山西运城拖拉机厂，从他宿舍的笔记本上提取到右手掌纹，和无名男尸的掌纹一对，分毫不差。
“就是他！”专案组的人终于松了口气。可谁也没想到，这个制造了惊天血案的人，在熟人眼里竟是个“老实人”。
王志刚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家住崇文区光明西里，父母是普通工人，兄弟姐妹都是守法公民。
1968年，18岁的他初中毕业，赶上知识青年下乡，被分到山西万荣县插队。1973年，因为表现好、相貌周正，他应征入伍，成了铁道兵某部的工程兵，接触过炸药和爆破技术。
可1975年复员时，他没能回北京，而是被分配到山西运城拖拉机厂当维修工——运城背靠吕梁山区，经济落后，和繁华的北京比起来，简直是两个世界。
“他总说，自己上当了。”王志刚的好友马春河回忆，王志刚长得帅，性格又随和，在厂里很受工友喜欢，可他心里一直憋着股劲：要回北京。
那些年，和他一起分配到厂里的战友，有的靠行贿、找关系调回了北京，可王志刚老实，不懂这些门道，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离开，自己却成了厂里唯一的北京知青。更让他难受的是，调工资时，厂长和车间主任总以“不安心工作”为由，从没给他涨过一分钱。
压垮王志刚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感情。他和同为北京知青的女友相恋多年，本来已经谈婚论嫁，可女友先调回了北京，看着王志刚迟迟没动静，终于说了分手：“我不能等你一辈子，更不可能在运城过一辈子。”那年，两人都30岁了，在普遍二十二三岁结婚的年代，30岁未婚已是“大龄”，女友的决绝，让王志刚在宿舍里哭了一整夜。
从那以后，王志刚像变了个人。一次开机床时，他因为走神忘了上油，车间主任当着众人的面骂他“混日子”。
积压已久的情绪瞬间爆发，王志刚冲上去把车间主任打倒在地，对方头破血流。厂里给了他严厉处分，车间主任还放话：“以后别想有好日子过。”
“他夜里总叹气，有时候还会哭。”同厂职工李宝家说，10月27日晚上，他路过王志刚的宿舍，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
谁也没想到，第二天，王志刚就把自己的自行车送给了马春河，还分别给4个要好的同事写了告别信：“我走了，永远走了！你们别找我，今后不会再见了！我去的地方虽不理想，但终究是个归宿。”
10月28日晚9点多，王志刚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离开了运城拖拉机厂。
没人知道，包里装的是他自制的炸弹——炸药是他9月从永济炸药厂的朋友王冬树那要的200多克黑索金，子弹是同事秦世昌、李金良给的762型子弹，电雷管是李金良10月15日给的，就连装炸药的钢管，都是从厂里偷偷锯下来的。
而制造炸弹的地方，正是马春河家——10月中旬起，他帮马春河看家，一个人在空房子里，把炸药、子弹和电池一点点组装成了杀人工具。
10月29日下午4点14分，王志刚乘坐的136次火车抵达北京。两个小时后，他走进北京站二楼南走廊，在人流最密集的地方，按下了引爆装置。
案发8天后，专案组正式宣布破案：王志刚因返城无望、感情受挫、工作不顺，心生绝望，最终选择用极端方式报复社会。
可这起案件留下的影响，远没有结束。当时，全国还有大量知青滞留在农村，很多人像王志刚一样看不到希望。
案件发生后，中央加速了知青返城的进程，到1985年，除了已在农村结婚的知青，其余人全部回城，困扰多年的知青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只是，那10条逝去的生命，89个留下终身残疾的伤者，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就像一位老民警在结案报告里写的：“王志刚的绝望值得同情，但他把痛苦转嫁到无辜者身上，这永远不是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