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佳音听完,一愣。
“你是说……中学生,要学失败制度?”
“是。他们已经在课上吵了一整节,争论班干部到底该不该签值日安排单,吵到老师劝不住。他们说——‘要不我们搞个蜂窝流程’。”
蜂窝平台没有犹豫,直接安排三人讲述小组,带着原始制度图谱、72次失败录像、十张签字卡样本,以及一整套群众争议片段,走进了那间普通的教室。
讲课的不是官员,不是学者,是张浩。
这位从祠堂走出来、最早和村民“吵制度”的蜂窝二号讲述人,站在黑板前第一句话就问:
“你们谁在班里吵过架?”
全班安静了三秒,然后,几乎所有手都举了起来。
“我吵过。”
“我说卫生区分配不公平。”
“我不想选那个班长,他安排事只顾他自己。”
张浩点头:“很好,那我们来学制度。”
“不学怎么安排,不学怎么管人,学——怎么把你不满讲清楚、写下来、让别人签上字、出了问题还能贴墙上被人反驳。”
“这才叫制度。”
他把第一张制度卡贴在黑板上,上面写着:
“第七课间卫生轮换机制草案(试行)”
发起人:高一二班学生代表
执行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大课间
异议时间:每周五下午班会自由讨论
签字卡责任人:班主任+任课教师+学生组长三人联署
底下附着一张“失败登记表”,赫然写着:
“第2周,卫生区域清扫次序混乱,无人登记,执行失败”
原因:责任人未跟进,学生未形成流程共识
修复提议:每次清扫后当场签字,现场讨论分配不公直接备案,下次可据此调整
全班哗然。
“老师,这个比我们上次开班会讨论那个‘值周日志’清楚太多了。”
“我们也可以这样吵着写吗?”
张浩笑:“不是可以,是应该。”
他抬手写下四个字:
“讲理训练”
“你们现在的课程叫‘表达与制度’,但我告诉你们,表达如果不能引起规则变化,那就只是情绪。”
“而制度如果不能容纳表达,那就只是控制。”
“你们今天开始,不是学生,是讲理者。”
……
这堂课结束后,全班当场上墙:
每人写一条本周在学校遇到的不合理现象,自行拟议事流程,写争议点,画流程图,标出失败可能和责任人建议。
墙上密密麻麻一大片。
最让人震撼的是——
没有一句抱怨,只有条条“我来提议”“我签字”“我愿被反驳”的自信语句。
蜂窝平台把这些拍成照片,上传到了“讲理地图·青少年版本”中。
那一栏的说明语这样写:
“每一个愿意提出规则问题的少年,都是蜂窝制度的接棒人。”
……
不久,全国多地中学、高职院校、甚至部分师范专业都陆续来信:
“能不能开一门蜂窝讲理课?”
“我们不教孩子顺从,但我们希望教他们如何表达不服,并有机制修复。”
蜂窝讲理课,进入了教育体系。
它不是课程标准,而是制度种子。
张浩在授课总结里写下这样一句话:
“孩子们不是学会了制度,他们学会了‘制度是可以被他们写的’。”
那一天,陈家村的小学也贴上了第一张“蜂窝讲理墙”。
墙不高,只到一米三。
但所有卡片,都写得歪歪扭扭、满是错别字。
有一张这样写着:
“我不想扫地,因为我扫得多,别的小朋友少。我们能不能换着来?不行我下次还吵。”
落款:林朵朵,二年级一班。
制度的意义,从未如此清晰。
不是文件,不是模型,不是系统。
是一个七岁的女孩,站在讲理墙前,敢说一句:
“不行我下次还吵。
蜂窝制度走进校园的消息越传越远,最初是中小学,后来是大学文理学科,再后来——法学院也坐不住了。
全国两所顶尖法学院同时向蜂窝平台发来邀请:
“我们正在组织‘法律与社会秩序演化机制’系列课程,拟邀请蜂窝制度参与专题研讨。问题核心在于:蜂窝体系的‘签字卡’是否具备法律证据功能?其制度轨迹图是否能作为新型非正式协约范式存在?”
蜂窝团队收到这个邀请时,反应不一。
张浩说:“法律圈来找我们,是好事,也是难事。他们是最信‘文本规范’的一群人,而咱是最靠‘讲着走’的一套机制。”
许佳音点头:“但咱这套东西,核心恰恰是——制度不靠权威背书,靠的是过程公开,签字留痕,失败可查。这不就是‘软证据’?”
蜂窝最终决定——出战!
这次由刘伟带队,前往北方政法大学,参加名为《制度共识与责任建构》的研讨课。
课程主讲教授是该校着名社会法专家,曾主持多项村治立法课题。他一开场就提问:
“蜂窝制度有一个核心文件叫‘失败记录卡’,你们认为,它算不算证据?”
刘伟笑了笑,举起一本厚厚的资料档案:“教授,我们这本里有134页失败卡,每一页都附有签字、视频截帧和议事笔录。如果这都不算证据,那您法院现场问案时的陈述记录,也不过如此。”
全场哗然。
一位研究生当场发问:“蜂窝制度强调‘谁签谁负责’,但并未通过法定委托,这样的责任认定是否有法律效力?”
刘伟反问:
“那我问你,村干部安排工分,村民认不认?”
“签字人在议事桌上承诺说‘我来收尾’,后来出事了,全村人翻出那张卡,你说有没有社会认同效力?”
“法律,不光靠文本定义,还要靠规则被谁接受、被谁认可。”
教授沉思片刻,忽然提出一个刁钻的问题:
“蜂窝制度最核心的机制是‘讲理’,你们有没有想过,它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固定规则,只有过程修复,会不会导致不稳定、被情绪主导?”
刘伟拿出了一张“制度争议图谱”,指着其中一条曲线说: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失败备案。”
“你怕不稳定,我们怕没人敢推翻规则。”
“制度如果不能被反对,那就只能被悄悄破坏。”
“我们每一次讲理,不是靠口才,是靠——签下去的名字。”
“谁讲,谁签。谁签,谁担。”
全场陷入长久安静。
那堂课之后,法学院开设了一门新的选修:
《制度责任卡实务研讨》
课程教材中,引用蜂窝制度原版失败记录五十份,供学生分析其中的“责任结构、协商话语、争议共识点、修复路径”。
其中一条制度争议复盘被全班评为“最具真实法律张力”:
案例:东川村公共水渠调度失败案
起因:两户人家争水时间重叠,系统未设争议反应机制
共议结果:签字卡中新增“责任异议登记人”一项
修复周期:一周
村民反馈:事后未再冲突,认定“谁签谁担,不签不吵”
教授在点评中写下:
“蜂窝制度不是法律,它是法律的前夜。”
“在那一片片签字的纸上,我们看见了草根社会最早的契约精神。”
……
同一时期,中国政法大学发布《基层治理证据制度白皮书》草案,第一次提出:
?“群众自治机制中的签字卡、轨迹图等材料,在未设法律冲突的前提下,可作为社区裁决类事件的事实性佐证”;
?“建议将蜂窝类制度中形成的签字承诺、失败备案等,列入‘实用型协议表达’予以司法参考认定”;
?“探索在无正式合同条件下,以‘过程留痕+群体签约+责任公示’构建事实责任链条,填补制度真空区。”
蜂窝制度,第一次以“事实协议机制”身份,被纳入正式司法参考层面。
而那一天,张浩坐在祠堂院墙外,对着老水井沉默了许久。
他对许佳音说:
“我们最早贴张纸在墙上,怕的就是没人敢看。”
“现在法律界都来看了,反而我们得提醒他们——这纸,不光是制度,它是你敢不敢把责任贴出来的勇气。”
许佳音抿嘴一笑:
“没事,他们怕责任,但喜欢讲证据。”
“咱就用一张张签字卡告诉他们:责任和证据,是一回事。”
那天晚上,蜂窝平台新设“签字卡数据库·法学研究通道”,开放原始责任链图谱供院校和研究机构免费使用。
首页留言处,只有一句话:
“如果你在找证据,请先去找——谁签了字。”
随着蜂窝制度陆续进入中小学、法学院,下一站,是——影像学院。
这一次,是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创作中心主动联系蜂窝平台。
“我们想拍一部完全不加旁白、不做预设、不用煽情配乐的纪实片。主角不定,线索不强,只要求一件事:拍到‘规矩是怎么被争出来的’。”
蜂窝团队听完后沉默了半分钟。
张浩反问:“你们不怕拍不出效果?我们那套制度,没有主角,没有高潮,也没有感人瞬间,只有一群人争来吵去、反复推翻自己。”
纪录片团队却笑了:“你们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真实而不矫饰的故事。”
于是,蜂窝制度纪录片《我们吵完了再签》正式立项。
拍摄原则定得极为苛刻:
?不采访,不引导,只记录;
?所有人必须签署“内容不可删减授权”;
?拍摄不选典型人物,只抓真实议事过程;
?失败记录必须完整呈现,不能剪辑避重。
导演第一次进村,正赶上龙虎村临时议会,一条制度失败备案刚出炉。
村支书拍着桌子说:“咱上次说谁跟踪执行?没人签字,这账挂不上墙。”
一位村民怒道:“我提了反对你们不记,这次真出了问题了吧?”
另一个人站起来:“不签就不能执行,签了出错我担,我现在提案重新修订流程,加一张失败触发联签卡。”
导演背后的摄影师当场惊呆:“他们不用剧本吗?”
张浩在旁边笑了:“剧本?这就是他们日常讲话的方式。”
纪录片组一连跟拍两个月,拍到最多的不是“拍板决策”,而是“争执、否定、再议、签字、再失败”的完整闭环。
其中一集重点呈现“责任卡签署现场”,几十位群众按手印、签名、围着制度图一笔笔修改,有人字写歪了回头再补,有人签了名自己回去录像解释。
这一幕拍出来后,导演只说了一句话:
“这不是村庄制度的影像,是这个时代少有的——人类集体承担行为责任的仪式。”
最终成片时长197分钟,分为五章:
1.谁来提规矩?
2.谁反对谁签?
3.谁说失败?
4.谁负责修?
5.谁还愿意贴出来?
全程无解说、无音乐、无采访,仅用镜头、现场声和屏幕旁注讲述蜂窝制度从“争议提出”到“责任签署”的全过程。
这部片子在未作宣传的情况下,于高校展映后火速走红,豆瓣评分9.6,一票影评人刷屏热评:
“第一次看见制度不是靠立场争赢,而是靠过程讲透。”
“蜂窝制度不是告诉我们怎么治村,而是提醒我们——治理不是上面安排,是大家吵着写出来的。”
“签字卡比任何镜头都有力量。”
而在蜂窝平台,《我们吵完了再签》的观看链接挂在首页。
点进去前,会先跳出一行字:
“你准备好了吗?这部纪录片没有答案,只有过程。你可能看了两小时还搞不清谁是主角,但你会知道:规矩,原来可以被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