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在华夏大地之上。这是一个风云变幻、英雄辈出的时代，是分封制逐渐崩溃、中央集权制开始确立的关键过渡阶段。古老的封建秩序在时代的浪潮中摇摇欲坠，新的社会结构正悄然孕育，等待破茧而出。
这一时期，犹如一个巨大的舞台，各种政治势力粉墨登场。诸侯国之间争斗不休，战争的烽火连绵不断。大国争霸，小国图存，各国君主都在为争夺霸权或求得生存而绞尽脑汁。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新兴势力与旧有势力之间的冲突相互交织，如同一张巨大的蛛网，将整个社会紧紧缠绕。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动荡之中，变革的力量在历史的洪流中汹涌澎湃，犹如奔腾的江河，势不可挡，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秩序，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在经济的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宛如两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社会变革的大门。铁制农具的锋利，使得开垦荒地变得更加容易，农民们手持铁锹、铁锄，能够更深层次地挖掘土地的潜力，将那些原本荒芜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而牛耕的出现，则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节省了人力。过去需要大量人力才能完成的耕作，现在只需几头健壮的牛和几个农夫就能轻松完成。在这两者的推动下，原本土地国有制的根基开始动摇，土地私有制如同雨后春笋般逐渐兴起。
地主阶级凭借着对土地的占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拥有大片的土地，通过出租土地获取丰厚的收益，成为社会上的新兴势力。而广大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成为了他们的佃农，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地主，为地主耕种土地，缴纳高额的地租。两大对立的阶级由此产生，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随着新兴军功地主阶级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他们对政治权利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他们不再满足于现有的政治地位，强烈要求获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权力。这种诉求，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引发了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动。旧贵族们死守着传统的封建特权，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而新兴势力则奋起反抗，试图打破旧有的政治格局，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不可避免。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试图在变革中寻求出路，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的统治。魏国的李悝变法，如同星星之火，在魏国大地上点燃了变法的希望。李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实行“尽地力之教”，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制定《法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封建秩序，打击旧贵族的势力。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使魏国一度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
楚国的吴起变法，虽遭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但也如利剑出鞘，对楚国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吴起在楚国推行了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改革，包括整顿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削减旧贵族的封地，加强中央集权。然而，由于旧贵族的强烈抵制，吴起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的出现无疑为楚国的变革之路留下了一抹浓重的色彩。
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各国的变法运动如同汹涌的浪潮，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秩序。虽然有的变法成功了，有的变法失败了，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新兴势力与旧有势力的较量，最终将决定中国历史的走向，而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场历史变革的序幕。
战国初期，秦国在发展的道路上却显得有些滞后。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远远晚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导致秦国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劣势，时刻面临着被吞并的危险。秦孝公，这位富有远见卓识的君主，深知变法的紧迫性。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争霸中占据有利地位，他毅然决定引进人才，变法图强。
公元前356年，秦国的天空既充满了希望的曙光，也笼罩着一层不确定的阴霾。秦孝公站在咸阳宫的高台上，眺望着远方的山川，心中满是对秦国未来的忧虑与期待。他深知，秦国若想在诸侯争霸的乱世中脱颖而出，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然而，变法之举犹如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带来荣耀，也可能引发巨大的争议。秦孝公害怕国人议论纷纷，心中犹豫不决，但他也知道，秦国已经到了必须变革的关键时刻。
于是，一场关乎秦国命运的朝会拉开了帷幕。秦孝公亲自下诏，召集了朝中所有的臣工，商议变法之事。朝堂之上，气氛紧张而凝重，众臣们都知道，这次朝会的议题将决定秦国的未来。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率先跳出来反对变法。他们身着华丽的朝服，面带严肃，言辞凿凿地说道：“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他们坚守着“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陈旧观念，试图以祖宗之法不可变来阻挡变法的步伐。甘龙大声说道：“自古以来，圣人未曾改变过祖宗的法度，而秦国之所以能够立足于诸侯之中，正是因为我们遵循了先王的遗法。若轻易改变，岂不是违背了先王的旨意？”杜挚也附和道：“是啊，变法之事，风险太大，若无百倍之利，何必轻易尝试？祖宗之法，不可轻易动摇！”
他们的言辞在朝堂上回荡，许多旧贵族纷纷点头附和，朝堂上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秦孝公皱着眉头，心中虽然认同变法的必要性，但也不禁为旧贵族的强烈反对而感到忧虑。
就在这时，年轻的商鞅挺身而出。他身姿挺拔，目光坚定，面对众多旧贵族的反对，毫无畏惧。商鞅朗声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他的声音洪亮而有力，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商鞅继续说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商鞅以犀利的言辞、深刻的历史眼光，直击旧贵族的复古主张。他详细解释道：“自古以来，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教化方式，不同的帝王有不同的治理方法。商汤和周武王之所以能够成就王业，正是因为他们不遵循古法，根据时代的变化制定新的政策。而夏桀和商纣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他们在时代变迁中仍然固守旧礼，不知变通。因此，反古者未必就是错误的，循礼者也未必就是正确的。”
商鞅的这番话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朝堂上的沉闷气氛。他接着说道：“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他强调，法律和礼仪应该根据时代的需求来制定，而不是盲目地遵循古法。商鞅运用历史进化的思想，有力地驳斥了旧贵族的复古主张，为变法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商鞅的言辞让朝堂上的众人陷入了沉思。秦孝公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商鞅的这番话不仅为变法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也为秦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朝堂上的气氛逐渐缓和，许多原本犹豫不决的臣工也开始认同商鞅的观点。
这场朝会最终以秦孝公决定支持变法而结束。商鞅的勇敢和智慧为秦国的变法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秦孝公的决断则开启了秦国走向强盛的大门。从此，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逐步走向了富强和统一的辉煌之路。
商鞅变法的法令虽然已经精心筹备，但他深知变法的关键在于赢得百姓的信任。为了消除百姓的疑虑，商鞅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他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随即出示布告：“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两黄金。”百姓们听闻，皆感到十分奇怪，无人敢来搬动。商鞅并未气馁，又出示另一张布告，将赏金提高到五十两金（古时的“金”实为黄铜）。终于，有一个人鼓起勇气，将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下令，赏给他五十两黄金（黄铜），以实际行动兑现了承诺。这一举措，让百姓对商鞅和变法开始有了一定的信任。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垦草令》的主要内容包括：刺激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抑制商业发展，限制商人过度逐利；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地位，让农业成为社会的主流产业；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要求国内贵族参与到农业生产中，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确保国家税收的公平性和稳定性。这些改革方略的实施，为秦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垦草令》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一）颁布并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轻罪用重刑，以此来加强社会管理和治安；（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打破了旧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激励了普通将士奋勇杀敌；（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将农业视为“本业”，商业则为“末业”，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并重征商税，以促进农业发展和保障国家税收；（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试图统一思想，防止旧的思想观念对变法产生阻碍；（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打破原有的家族聚居模式，使每个家庭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管理。
第一次变法的实施，效果显着。它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咸阳，这座位于关中平原中部的城市，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为秦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战略条件。为了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次年（即公元前349年），秦孝公将国都从栎阳迁至咸阳。
与此同时，秦孝公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第二次变法的内容包括：（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设置县令、县丞、县尉等官职，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彰显秦国的国威和实力；（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有利于商品交换和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的交流与发展；（五）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加强了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规范了社会风俗。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人物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普遍推行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加强了军队战斗力。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得以贯彻执行。
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十分深远。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在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在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在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的下一步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在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给广大人民带来了一定的痛苦。并且，它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了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却因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得以继续实行下去，为秦国的统一大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