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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6章 “一对一”核实谈话(中)

这一次,程云山沉默了三十秒。

这三十秒的沉默长度,在这间密闭的谈话室里,长到足以让他心中那些往昔的浮光掠影都沉淀下来。

程云山的回答干脆得像折断一根枯枝:“没有!”

但紧接着,他补充道:“逢年过节,他作为秘书,曾有过礼节性的拜访问候。

他带过来的普通礼品,我全部按组织规定交办公室统一处理。

除此之外,我和他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没有一起参与过任何营利性活动。

更没有为他个人的事情打过招呼、递过条子。

这一点,我愿意接受组织任何形式的核查。”

许乐平没有立刻回应。

他的目光在程云山脸上停留了很久,像在读一本合上的书,试图透过封面揣摩内页的字迹。

良久,他点了点头。

“这一点,组织会核查。你继续谈教训。”

程云山的手慢慢松开,交握的十指重新平放在膝上。

他的声音虽然比之前更沉稳了,但也多了些干燥的质感,像是砂纸在打磨木头。

“教训极其深刻。

第一,‘身边人’管理必须纳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能当成事务性工作。

选拔必须穿透式考察,政治关、廉洁关一票否决;

第二,日常监督必须制度化,不能只问工作不问思想,只交任务不管风险;

第三,领导干部自身必须以身作则。”

说到这里,程云山抑制不住地一声轻叹,“秘书出问题,领导的教育管理监督责任不可推卸。

这个教训,我愿向组织作深刻检讨。”

许乐平停下笔,注视着他,那眼神仿佛朝阳投射在湖面上的波光。

有审视,有探究,也有关心,唯独没有斥责。

“梅翰文在你身边工作时就案发了。作为直接领导,你对自己当时的监督缺位,如何评价?”

程云山的下颌微微收紧。他的目光落在党旗的方向,停留了一瞬,又收回来。

“这是严重的失职失察。”

程云山的态度非常肯定,尽管他的声音里有着克制不了的沉痛。

“如果当时我能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多问几句、多看几眼,或许能早发现、早制止。

既能挽救一名年轻干部,也能避免组织蒙受更大损失。

这个责任,我无法推卸,也不打算推卸。”

许乐平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最后几个字,笔尖顿了一顿,抬起。

他翻过一页,纸张翻动的“哗啦”声,在这个密闭的房间里异常清晰。

“第二个问题。”

许乐平的语气没有变化,但节奏明显放缓了。

“美宜化工违法排污,被依法处罚后,外方借投资协定中相关条款,扬言提起国际仲裁。

虽然最终撤诉,但还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国际影响。

你作为省长,在前期协调中曾批示‘探索渐进式整改’、‘争取缓冲空间’。

这些表述被外方误读为政府立场松动,成为其施压的筹码。”

说到这里,许乐平的语速突然变快,声调突然恢复正常,甚至就连眼神都变得不再温和,而是带着解剖式的锐利。

“在涉外事务中,哪些底线是不可逾越的?

你当时寻求‘中间路径’的出发点是什么?

这件事暴露出的问题根源在哪里?”

面对突然加大的压力,程云山摘下了眼镜。

他不急不缓地用衣角擦拭镜片,指尖在玻璃表面画着小小的圈。

谈话室的光线在镜片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一闪,又一闪。

这不是表演。

这是程云山在重大压力下形成的惯性动作。

像溺水的人抓住一根漂浮的木头,不是为了求生,而是为了让自己稳住。

可惜,这也让他的黑眼圈彻底暴露,精神状态仿佛瞬间萎靡了。

“许部长,美宜化工这件事,是我工作中的一次重大警示。

您问底线,我认为三条绝不可动摇:一是国家法律尊严和执法权威不容挑战;

二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红线不容交易;

三是国家核心利益和政治原则不容妥协。”

程云山的声音虽然平稳,但每个字都像被压紧的弹簧。

“在这件事的前期应对中,我的认识确实出现了方向性偏差。

偏差在于,我在‘稳外资、保增长’的惯性思维下,一度把‘灵活性’放在了‘原则性’之前,试图在执法刚性与投资环境之间寻找所谓的‘中间路径’。

我没有第一时间旗帜鲜明地强调依法处置,而是给出了可以被多方解读的信号。

这给了外方误判的空间,也让一线执法干部承受了不必要的压力。”

许乐平的笔尖停了一瞬。

他控制着自己,没有抬头,他不愿意让程云山看到自己眼里的怒火:深处一线的李怀节当时承受的,仅仅只是压力吗?

是政治生命随时终结的巨大威胁!

“这个偏差的根源,是认识问题,还是政绩观问题?”

程云山再次沉默了。

这一次的沉默长达三分钟,像一个迷路的人站在十字路口,徒劳地寻找着自认为对的方向。

“两者都有吧。”

程云山的声音很低,仿佛自言自语,“但深层原因是政绩观出了偏差。

潜意识里,我把个别重大项目、短期经济指标看得过重,担心严格执法影响‘招商形象’,担心涉外纠纷影响‘发展大局’。

在复杂局面下,我对环保政策的理解和执行没有做到一以贯之。”

说到这里,他再次寻找着和许乐平对视的机会。

可惜,许乐平只是埋头记录。

程云山只好继续反省:“同时,对涉外问题的复杂性存在‘息事宁人’的心态。

总想着尽快把事情平息下去。

却没有认识到,在事实清楚、法律明确的情况下,依法依规的坚定态度,才是维护国家形象和法治尊严的唯一正确选择。

这次事件让我深刻认识到,在涉外涉法问题上,任何所谓的‘灵活性’,都必须建立在法律框架和原则底线之内。

妥协换不来尊重,模棱两可只会助长误判。

地方政府处理类似事务,必须彻底摒弃‘法外施恩’的旧思维,必须树立底线思维和法治思维。”

他说完了。

谈话室重新安静下来,安静到可以听见两个人的呼吸,一个平稳,一个略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