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的文章一出之后，很多士子和官员都表示支持，现在时移世易，大明的宗藩政策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了，为了防备来自外部的威胁，大明确实是需要加强对于这些藩属的管理了，朱载坖认为，大明对于番邦属夷的管理和整个宗藩制度的目的要加以调整，变得更加务实，主要有两方面目的，即威邻和谋利。
之前大明所要属国认可的不过是三点：一、保持边境和平，互不干扰；二、属国内的国王登基，要事先请示大明；三、大明和属国之间定期进行礼仪性质的官方贸易，也就是所谓的朝贡。但是大明一般是不会干涉这些番邦属夷的内政的，大明是充分尊重邻国尊严的，对于邻国国王在其本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并不干涉，只有在邻国发生叛乱，破坏了大明认同的价值秩序时，大明才会小心出兵平叛，恢复该国王朝原有的统治秩序。
所以太祖皇帝认为：“皇天眷佑，惟一视之，故受天命为天下大君者，上奉天道，一视同仁，使巨细诸国，殊方异类之民，咸跻乎仁寿，而友邦远国顺天事大，以保国安民，皇天监之，亦克昌焉。昔我帝王之治中国，以至德要道，民用 和睦，推及四夷，莫不安靖。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怀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为最上者。”
这也是大明之前一贯的态度，但是朱载坖现在援引太祖皇帝的诏书，阐发所谓守在四夷的观念，对于大明之前的宗藩管理予以了颠覆，其实朱载坖也早就颠覆了，但是之前是事例上的突破，现在大明是在制度上予以颠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的对这些番邦属夷加以管理。
比如太祖皇帝曾经下诏：“古者中国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岛之外，番邦远国，则每世一朝；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高丽稍近中国，颇有文物礼乐，与他番异，是以命三年一聘之礼；彼若欲每世一见，亦从其意。其它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拨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等处新附国土，入贡既频，烦劳太甚，朕不欲也。令遵古典而行，不必频繁，其移文使诸国知之。”
对于这些藩属的朝贡，太祖皇帝认为不必太频繁，但是现在朱载坖就要严格朝贡制度，朱载坖认为，太祖皇帝当年是因为大明初立，这些过年和大明还不熟悉，所以放宽了要求，现在大明立国已经二百年了，诸藩朝贡，也应该按照正常的规矩来了，朱载坖命令礼部、理藩总署等相关衙门制定各个番邦属夷朝贡的相关规定，然后就是惩罚措施，朱载坖认为以周礼就行，办法是很简单的，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对于大明不恭顺的，要坚决予以打击，倭国、安南就是现例子。
太祖皇帝还认为对于这些番邦属夷还是要镇之以静，太祖皇帝在另一份诏书之中说道：“夫驭夷狄之道，守备为先，征伐次之，开边衅，贪小利，斯为下矣。若汉武之穷兵黩武，徒耗中国而无益；隋炀之伐高丽，而中国蠭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后亦悔伐高丽之非。是皆可以为鉴，非守在四夷之道也。”
他认为对于这些藩属，更多是要维持现状，而不是加以控制，但是朱载坖也对此进行了解释，守在四夷就是为了保护大明本土，之前对于大明的本土构成威胁最大的是北虏，所以太祖皇帝的圣谕中明确说道：“朕以海外诸番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因为当时大明主要要对付的敌人是北虏，所以无暇顾及这些藩属，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首先就是北虏已经不再是大明的重要边患了，反倒是这些海上的西夷对于大明构成了沉重的威胁，其二就是现在大明国力和能力也远比之前强大，大明能够向这些海外藩属投送更多的兵力，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也给了大明改变政策的底气。
所以朱载坖宣布，要改变大明的宗藩政策，以守在四夷作为大明经略番邦属夷的总方针，也就是发挥这些番邦属夷的屏障作用，扩展大明的势力范围，控制更大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朱载坖在随后和内阁辅臣们商量政策的时候就明确指出现在大明的藩属政策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要保障大明国内的各种物资供应和物价平稳，这点最典型的就是暹罗和占城，大明每年从这两国进口大量的粮食，还有缅甸等地所出产的粮食，也要通过水路运输到暹罗、占城的港口，然后再运输到大明本土，正是由于这些海外粮食的出产，才能够使得大明的物价一直保持平稳，朝廷也保有相应的储备，这点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他们用向大明出口粮食所得，从大明采购所需的各种物资，对于大明来说也是极有好处的。
所以朱载坖认为，对于这些地方，朝廷要重点关注，保障国计民生不受影响，这点是很重要的。
其次就是一些战略要地，如吕宋、满剌加等地，这些地方要么是重要物资的产地，要么是交通要道，对于这些地方，朝廷也要重点掌握，对于现在的大明来说，当务之急是两地，第一就是稳定大明在南洋等地的势力范围，第二就是加强大明对于香料等战略物资的掌握，所以在和佛郎机的谈判当中，朱载坖将古里抛出来作为大明的一个筹码，就是要加强对于香料的掌握，彻底垄断香料产地，加强对于西洋诸国的威胁，这点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当然，这些事情不仅仅是要停留在口头上，也要付诸于实践。